辨析了概念，我们应可明确三个问题：
第二，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的速度，也是导致社会公平感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近些年来，执政者对建设公平社会不断提出新观点，做出新承诺，更是激发起人们对于早日实现公平分配的愿望，也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大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加之财政约束及其他条件限制，决定了执政者不可能出台更具激进的解决方案。这恰好与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性及早改善的强烈期盼形成一定的时差，进而导致分配公平性客观状况与大众主观感受存在反差。
最后，舆论对民意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的主观感受。随着全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的到来，那些不断突破纪录的个人房产及贪腐数字一再刺激着普通百姓的神经，再加之微博上一些非理性炒作因素的成分，在主观上放大了社会不公平。
在各种舆论中，政府官员对社会不公平的批评和抱怨更是“火上浇油”。随着“选举政治”的不断强化，一些官员竞相把自己的位置当成“亲民”秀台，在自身无法解决问题甚至根本就不作为的同时，却高声阔论社会不公平现状及解决的迫切性，并把问题推给所谓“体制”。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社会不公平感，反而强化了社会公众负面情绪。
总之，目前社会对收入分配领域不公平的愤怒，固然有客观因素，但混杂着浓重的主观情绪。当下中国舆论场上学者和官员的“公知化”倾向，反而助长了不理性成分。
二、“既得利益集团”之争与“罗宾汉悖论”
收入分配改革目前面临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这点甚至已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认可，改革需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