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改革的迫切性程度而言，应该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在社会财富极大涌现、全社会中高收入者生活总体都比较丰裕的时候，低收入群体生活却仍旧十分困难，他们中少部分人甚至连基本的“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都无法获得保障，这种反差太过鲜明。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是非常必要的。
从操作上的可行性看，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更可以大大减少改革过程中的障碍。收入分配改革因其是最直接的利益格局调整，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围”采取“硬突破”固然也是一种思路。但还有另一种思路是“绕过去”。而这种思路成本可能更低。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收入分配改革一开始，就把“抑制高收入者收入”与“取缔非法收入”作为“突破口”，等于是直接从既得利益者手中剥夺部分既得利益，而在既得利益集团很强势的情况下，有点类似“虎口夺食”，势必会激化阶层利益冲突。而如果我们在分配改革起始阶段，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解决位置，一方面在政治伦理与道义上任何阶层都无可挑剔，另一方面因其并未大范围触及既得利益者已有利益，既得利益者更没有理由阻挠改革!
这其实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克服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整个中国改革的思路就是“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先在增量上做文章”，或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思路”。比如，先不着急对传统公有制进行改革，而是在公有制之外培植起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三资”经济。等到时机成熟，再来改革传统公有制使其更有活力。套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我们也不妨首先不去重新分配已有的财富蛋糕，即先不急让“先富”者往外吐，而是着力在后续的全社会分配格局中更加倾向于“未富”人群，让新涌现的财富优先惠及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劳动者，即在“增量财富分配”上做足“公平优先”文章。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矛盾。
最后，优先“保底”和“提低”也更符合收入分配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均贫”，而应该是“共富”。现在有一种思路可能有问题：比如，因为中国社会保障领域不公平状况较为突出，于是，有人提出公务员社会保障向事业单位职工看齐，事业单位职工保障向企业职工看齐，企业职工保障向农民工看齐。而实际上，我们需要努力的不是要把公务员享受的保障剥夺，使他们生活如今天的农民工;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使他们未来生活得如公务员!也正是从追求“共富”的意义上看，与强行抑制高收入者收入相比，更应该把尽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摆在优先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