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但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一场旨在约束市场和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意见》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且即使落实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
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市场交易对社会构架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这其中，让劳动力、土地等也进入市场，任由资本摆布，就是资本与市场入侵社会的最突出例子。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否则，“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而政府需要采取的关键政策就是约束资本，保护民生。
反观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两个现象：一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先有商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后才有劳动力与土地等所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二是当下中国贫富之间真正的差距在于财富差距，而非简单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行业与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如想象的大，而且较固定甚至可以缩小。财富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它体现于资方为劳方定价上，更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是否拥有房地产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财富差距，还因为房地产在资本市场上是最好的抵押物，从而决定了个人是否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而拥有房地产尤其是很多房地产的个人，就可以有效利用“复利这一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从而不断拉大与仅拥有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欲知大道，必先读史”。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则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了约束资本、保护民生的旨在促进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有效解决分配难题的。
19世纪的美国，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无政府主义加警察”。188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比1870年还要少31美元，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面对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一些接受了英国费边社传统和德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海外经济学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地引进并传播了社会改革的思想。他们呼吁政府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