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还看不到任何终点，世界的和关于世界的终极话语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开放的、自由的，一切还系于未来，并且远远系于未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184页。)
既然如此，人就可以参与对世界的创造，学者就应该为未来写作。不向当下投降的他始终游走在与体制相反的方向上，其学术锋芒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构成了对立的两极。针对体制上的集权和意识形态上的禁锢，他提出了对话和复调小说两个重要概念。对话发生在个体之间，复调理论则敞开了人的平等品格。显然，这两个概念都与一个现代信仰直接相关：人人生而自由，皆拥有平等权利。对此，他本人给出过清晰的解释：
总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所持的新的艺术立场，就是认真实现的、贯彻到底的对话立场，它肯定主人公的对立性、内部自由、未完成性和不可决定性。主人公对于作者既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有充分价值的“你”，即另一个他人的有充分权利的“我”(“你自己”)。(上书，第70页)
这些话既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的总结，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写照——他是自由和平等精神的的信徒。正是在这个信念的牵引下，他拒绝成为官方话语“聋哑无声的对象”，保持了“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对于他来说，不自由的处境既是障碍，也是其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背景。于不自由的处境中守望自由，在权力的重压下眺望人人平等的远景，这是他始终保持的基本动姿。从某种意义上说，压抑与苦难成全了他，推动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在他那里，体制性因素部分地被克服和超越了。他以自己创造性的动姿证明了人的自由品格和深刻的未完成性，令一切借口显得苍白。巴赫金是人，不是神，他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奉献出原创性成果，处境远好于他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这是我们不能不追思和反省的问题。
决定论早已被证明为是错误的假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轨迹的书写者。中国人文学者缺乏创造力，不是因为命运作祟，而是由于精神高度不够。不消除没有平等情怀这个根本欠缺，一切原创就都谈不上。中国学者需要踏踏实实地补课，驱除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和鄙俗。否则，我们就只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演南辕北辙的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