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人都被位置化了的等级制体系中，人只能唯权威的马首是瞻。谁被当作位于高处的权威，谁就会成为畏惧的对象。落实到具体层面，当代学人的等级制观念主要体现为三点：畏官(或任何拥有权力者)、畏洋人(西方学者)、畏古人(汉语学者的“先生”)。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三重敬畏都源于对权力的崇拜：官员是权力的掌控者、西方学者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古人是文化权威的象征。事实上，它们均以不合时宜：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已是大势所趋、信奉多元主义的西方学者不希望自己成为敬畏的对象、尊古卑今属于过时的历史观。其中，对西方学者的盲目尊崇尤其荒谬。西方当代学者虽然客观上拥有较多话语权，但其多元主义立场意味着他们是等级制的敌人，因此，盲目尊崇他们完全违背其初衷，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最大不敬。将主张平等之人推向高位，强行崇拜他们，这说明部分中国学者对等级制的迷恋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在不应该存在等级制的地方，中国学者也要强行分出高低、尊卑、上下来。恰是这种等级制思维造就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深层危机：由于不断重复官方、西方、古代的语言，当代主流汉语学术已经日益失去思想层面的生机和活力，中国人文学者无法建构属于自己的主体性和“当代性”。盘点中国当代学术，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的主要工作有三：诠释官员之言、编辑和介绍西方着作、注解古代成果。这三个工作均难以进入真正的创造层面：诠释官员之言自不必说，翻译西方着作和诠释古代文本也只能重复已有的东西。吊诡的是，越是地位高的学者，就越认为研究这三者是必由之路。谁要是离开这三者谈创造，谁就会被当作门外汉。为了被主流学术界接纳，少数热情未泯的学者也被迫压抑自己的创造冲动，老老实实地从事上述工作。于是，在许多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学人不能不处于尴尬境地：西方和部分东方学者在谈自己的最新成果;我们的学者则不是谈论西方，就是谈论古代和主流意识形态，唯独不能谈论当下的自己;这种“无我”状态使中国学者根本无法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许多学术会议本由中西学者共同主办，却往往蜕变为别人的独角戏。有的学者再次感到了耻辱，发誓要改变这个局面。可是，一回到现实生活和学术层面，他们又会回到重演等级制的老路。冥冥中，似乎有某种类似命运的存在，决定着中国学者的思与行。
当然，有人会将这一切归结为体制性因素：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克服等级制观念，是因为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这个答案不能说全错，但归根结底是推卸责任的借口。俄罗斯人巴赫金生活在不自由和等级森严的前苏联，但却向世界奉献出了原创性的思想。自1929年因私下讨论宗教问题被捕到1975年去世，他经历了前苏联最为压抑的历史阶段，生活在动荡、孤苦、贫穷之中，似乎完全不具备坚持学术研究的条件。可是，恰恰在命途多舛的困境中，在笼罩俄罗斯大地的漫漫黑夜里，在被学术界几乎完全遗忘的边缘状态，他却先后写出了多部旷世名着，成为与诸多西方大师比肩并立的杰出学者。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之所以能够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求索，是因为他相信当下世界(包括当下体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