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唐朝像李白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为五斗米折腰”而斯文扫地的例子还不少。如李白的好友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例。据《新唐书》记载：孟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少年时崇尚气节、义气，喜欢帮助患难的人，隐居在鹿门山。四十岁时，才游学到京师。曾经在太学(朝廷设的最高学府)赋诗，满座的人都感叹佩服，没有敢和他比的。张九龄、王维非常欣赏他。王维想将他举荐给皇帝，于是私自邀请他进到内署(办公处)，不久唐玄宗来了，孟浩然藏到床下。王维告诉了唐玄宗实情，皇帝高兴得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却没见过，有什么好害怕的，还要藏起来?”下令孟浩然出来。唐玄宗询问他的诗作，孟浩然施礼后吟诵了自己的诗作，吟到“不才明主弃”这一句时，皇帝不高兴了，说：“你不求做官，而我也不曾抛弃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将他打发了，没给他官做。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酸葡萄”：采访使韩朝宗即上述讲的李白写《与韩荆州书》拍他马屁的那位邀孟浩然一起去京城，打算在朝堂上推荐他。正巧孟浩然家里有老朋友来，喝酒非常高兴，有人说：“你与韩先生有约定。”孟浩然斥责他说：“已经喝酒了，哪有时间管他!”最终没有赴约。韩朝宗大怒，来告别时，孟浩然依然不反悔，连抱歉的话都没一句。后来，张九龄担任荆州刺史，把他征聘在幕府中，但过没多久这幕府就被撤销了。结果终其一生，孟浩然也没当上官。
唐代如此，宋朝也一样。据野史记载：北宋着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柳永(约公元987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他改名就是为了求官职。表面上看，柳永词中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也是“酸葡萄”，是他失望之余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如他在《如鱼水》词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反映了他出世与入世间心理上的矛盾。因为在宋仁宗初年的那次科考，他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他写的《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宋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将已通过再试的柳三变名字从中榜名单中抹去，笑骂：“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于是柳永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白衣卿相”自诩，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以至他与名妓谢玉英的故事名闻遐尔。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他：“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靠妓女资助，柳永他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毕生精力创作的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然而就在这段人生中，他也没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还是想要功名，还是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将名字“三变”改为“永”，重整旗鼓，再战科场，这才成为了宋仁宗朝进士，做了官，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当然，不可否认，在唐宋年间，即使通过殿试，获取了进士的头衔，仍然也只是有学历而没有实职，如果没有背景，又不到权贵府上“跑官、买官、要官”的话，恐怕一辈子也未必能谋到个实缺。于是，富有清誉的诗人们也只好“入乡随俗”拉下了脸皮，“为五斗米折腰”，到权贵府以求谋面或呈上自己事先写好的“拍马屁”文章，求权贵们“慧眼识珠”了。从这点来说，同样未能脱俗的李白、孟浩然、柳永如此低三下四的还总算是情有可原。只不过我想，一个人一旦有求于人，就非得奴颜婢膝吗?一个人在推销自己时，有必要这样夸大其辞吗?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老子弃官骑牛仙游留下《道德经》，庄子漠视高官厚禄化蝶入梦，孔子官场不得意带贤徒周游列国，他们却成为了一代圣贤和宗师。由此相比较，大概可以看出李白他们在道德情操上无法与圣贤宗师同日而语的原因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