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2年,中国之抗日战争已持续了五年之久。这五年间,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日,让世界人民刮目相看。它不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创造了实现废约的有利前提”。凭籍抗战显示之中华民族伟力,国民政府的腰杆被撑硬了,也促其加紧外交之努力,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其中,代表性事件除了中国积极谋求废约外,还有蒋介石以大国姿态于1942年1月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以及1942年宋美龄访美。中国的这些努力,本质上反映了它对于自身大国地位的积极寻求。而中国的这种要求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与美国之“中国大国地位”政策、“四警察”战略设计形成了一种“暗合”。笔者注意到,在当时的美国国内确实存在着一种“中国已经在崛起”的声音,与此同时,美国人民对中国之认同感也在增加。这无疑刺激了美国决策者之灵魂,从而对美国形成“中国大国地位”政策与罗斯福总统萌生战后“四警察”之战略构想产生触动;而“感激之情”无疑使美国人越发倾向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正是以上这些因素一步步地推动着美国转向加快考虑废约,并还中国以平等地位。而美国上述战略构想的实质无疑是---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又不得不因应二战带来之深刻的国际力量变化而作出的利益调整。
就在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后不久(1942年春),美国政府已开始积极考虑在战争结束前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美国务院也开始认真对待废约谈判,并反复衡量战时废约之利弊得失。在此期间,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如是我观》),对领事裁判权进行了谴责,文章引起了美英政府重视,并激起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尽管如此,美英站在亚太地区战争形势以及同盟国军心的角度考虑,当时并不敢采取相应举措,美国方面即表示:“现时两国政府不宜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并且同意我们的意见,鉴于目前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况,如现时采取任何此种行动,则可能在中国被曲解(被指为意志软弱)”。可见,亚太地区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中美法权交涉的进程。
到1942年夏,缅甸保卫战失败后的中国形势变得益发严峻,美国军方提出了保持中国继续参战的问题,但美国所能给予中国的援助却极为有限,美国政府认为极需做些什么来振奋中国的抗日士气。美国国务卿赫尔1942年9月5日致怀南特的信中表示:“目前也许是我们采取某些行动、特别是主动行动的良好时机”。他还指出希望实现的三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即为“为联合国家的事业赢得某些心理和政治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将对中国带来具体的帮助,并加强中国的作战决心”。不难发现,美国的核心考虑就是要维持中国继续抗战,这牵涉到美国的战时大战略---“先欧后亚”问题。对于美国而言,“在财政和战略物资上不能较充分地满足中国战场需要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在政治上放宽”,与中国订新约,鼓舞中国士气、“维持中国作战”、在亚太地区牵制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