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侵华攻势与蛊惑人心的宣传下,汪伪政权公开叛国投敌,并向日本提出接管上海租界。倘若汪伪的阴谋得逞,中国的抗战形势就会更为不利。蒋介石政府遂考虑加快步伐与美谈判废约。值1940-1941年间美国援华开始加强之有利时机,国民政府遂把废约之事提上日程。1941年4月,新任中国外长郭泰祺向美政府提请商谈废旧约、订新约,美方“欣表同情”,但认为“此事以换文形式最为适当”。这样,国民政府又迈出了积极争取废除美国在华法权的重要一步。
察国民政府提请废约,实还有下述考虑---“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国民政府想籍废除美在华法权,从而置中美关系于平等的基础之上。它反映了中国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要求。对于蒋介石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订立新约还会给国民政府增加威信,被视作“有助于强化对内统治的重要筹码”。
前述郭泰祺接任外交部长之后,在1941年4、5月间与美方有过几番接触。以他为首的一批中国外交家,在外交观念上正逐渐与西方靠拢。1941年5月26日,郭泰祺外长致信赫尔国务卿:“本国政府与贵国政府亦具同感,希望国际间可赖协议以求有秩序之进步”,还指出,“吾国人民夙信国际商务关系中不应有歧视之情事,且应进一步实行广泛合作公正之原则,亦即应忠实履行国际条约。”
1941年5月31日,赫尔致函郭泰祺,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撤废美国在华治外法权之肯定承诺。时人即认为,“此举对于中国之国际地位,重新予以新的承认,自足加强中国之抗战力量”。同样重要的是,当时大半个中国已沦陷,日伪时刻威胁着在华美侨的安全。美驻沪领事在1940年10月21日报告国务卿美侨撤退的情况时说,美国人是因为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领判权的鼓励而来华的,如今他们却纷纷贱卖汽车、家具等急于返国。
当时美在华领判权已名存实亡,其撤销只是时间问题。同年8月,《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对呼唤中美新约谈判的到来也起了微妙的推动作用。在它的刺激下,美国舆论悄然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顾维钧的回忆,“(当时)美国公众舆论越来越同情中国的困境,希望政府向中国提供更加切实的援助”。之所以有这样的效应,与当时美国《时代》杂志的新闻巨头亨利?卢斯(HenryLuce)之宣传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