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美在治外法权问题上的交涉过程,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清后期,前后共历时半个多世纪。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暨换文》在华盛顿签字,宣告了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在形式上得以废除。这是中国在经历了列强蹂躏后逐步崛起的印记。从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中国维护本国主权完整的角度讲,在形式上是进步的,它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就目前已有的中外研究来看,多数成果仅对法权交涉过程进行大面向的平铺直叙,而缺乏深层次的揭示。对于抗战时期的中美法权交涉问题,前人研究对于1942年10月24日美方提出草案约稿前的大致交涉过程交待较为清楚,但对于此后直至新约签订前的交涉,有的研究或一笔带过,或对之交待不清,甚至有错漏。此外,学界既有研究已探讨过什么原因(或因素)促进了战时废约之实现,但笔者认为仍有可以深入分析之余地,尤其是本质原因仍值得继续探讨。
艰难谈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军民即投入全面抗战中。抗战前美国本已考虑与中国进行废除领判权之谈判,而在全面抗战之初,美国却改变了主意---不考虑谈判,中美法权交涉遂又停顿下来。
1938年,搁置良久的中美法权谈判由于历史的契机被再次提出。时值日本不宣而战的战争横扫了华北、继而到达了华中和华南之际,为了诱降重庆国民政府,日本遂抛出放弃领判权并归还租界之条件为诱饵;为了拆散盟国的团结,又籍美英在华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宣传“在同盟国家里面并无平等可言”,并且自己假装作“民族解放者”,大施挑拨离间,这一切无疑对美、英形成巨大压力。迫于此形势,美、英屡次声明,要在结束远东战事后的合适时期,与中国就取消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特权问题进行商讨。实际上,这正是美英反击日本挑拨离间的宣传攻势、保证盟国间团结之举措。从另一角度看,日本之蛊惑宣传,也恰恰打造了中美法权交涉得以继续之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