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越北主要有四大政党,其中越南独立同盟的实力最为雄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由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军人、文化、妇女等16个“救国会”组成,领袖为胡志明。越盟为战后“越南最有实权之大党”,掌握中央政权,获得中、北两圻90%越南民众的拥护,并且已事实上掌握地方政权。其次为越南革命同盟会,是战时在中国第四战区协助下于柳州成立的,以阮海臣为领袖。该党久离越南,在越的号召力远不及越盟。日本投降后,越南革命同盟会跟随中国军队入越,9月1日,在芒街组设越南国民临时政府,以留渝的阮海臣为主席。该党军事领袖武金城所率的“越南革命军”共计有1个团及9个大队的实力,约有士兵千名,长短枪700枝。其三为越南国民党。该党与中国国民党渊源最深,其组织多模仿中国国民党,并皈依三民主义,以阮祥三、严继祖等为领袖。该党“现有党员三万余人,以北圻占多数,在粤桂滇各地有党员四百余人,现有武装者六七百人,分布于老街、永昌、安沛、谅山等地”。越南国民党在北圻河阳组织省政府,并组建“国民革命军”,番号为宣威武装,约有500-1000人,配有步枪400枝,机枪20挺。其四为越南民主党,其实力最弱。卢汉报告称:“其党徒约二三千人,以洪秀为领袖,在解放同盟会及独立同盟会中均有参与。后与共党无法合作,工作难于开展,一部分人员已转入越盟,一部分则已消极,实力甚弱。”越盟掌握政权后,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自恃拥有武装力量,又素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密切,对其反对甚烈,致使双方武装冲突不断。
鉴于越南内部政情纷繁复杂,蒋介石向回渝请示对越方针的外交部代表凌其翰指示:“对越南政府暂取不管态度”。后又电告卢汉“对越党不干涉”。但是,越南内部各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严重影响了越北的社会稳定,妨碍了中国入越受降工作的开展。在此情形下,中国驻越党、政、军各机构开始分头策动,斡旋越南各党派合作。但因顾及对法关系,斡旋工作在秘密状态下展开,对外则宣称“华军将不协助任何方面”,“决不参预越南北部之政党争执”。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对越南问题“未有明确详密之对策可资遵循”,入越军总部、行政院驻越南顾问团和国民党中央所属的海外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侨务委员会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等中方驻越机构只好根据各自的工作范围、对越南局势的理解和既往与越南各党派打交道的经验来分头策动。入越军总部侨务处(原第二方面军外事处)处长萧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五处副处长陈修和及行政院驻越顾问团军政部代表邵百昌等军方代表,从完成入越受降任务的军事目标出发,对军事行动中的政治因素未予充分考虑,过分相信越盟基于现实力量对比而做的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策略性调整,因此对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府持乐观支持态度。他们认为,“越南必走向我国路线”,“似可即乘胡志明要求我方援助之机会,即派熟悉越事之忠贞人员前往调处,并决定我对越之方法及援助之量度”;对于越南亲华党派,则基于战时打交道的经验,认为阮海臣等为人“浅狭”,“不求远大,自动团结尚无可能”。而中国国民党中央所属海外部驻越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则从培植越南亲华政权角度出发,强调意识形态的异同,认为“越盟党多为越共分子,与中共密有联系,敌视本党,虐待华侨,如任由该党掌握政权,则建立之越南必当别走路线,绝难适合我国之要求,以配合推行国策,抑且更将贻留无穷后患”,因而主张“吾人扶植越南独立应以信仰三民主义之越南革命党为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