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以往有关战后中越关系的研究成果,均集中在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时期,且以“越南问题”所引发的外交层面的“中法交涉”为重点。吴东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也论及中越关系。海外学者陈庆先生所著的《越南与中国:1938-1954》一书对越南内部各党派的活动着墨颇多,但对中国国民党的对越党派工作则基本未予关注。
实际上,战后越南政情扑朔迷离,一方面法、越针锋相对,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越南内部党派林立,意见纷歧,矛盾重重。为应对纷繁复杂的越南局势,战后中国对越工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为正面公开进行的对越外交工作,二为侧面秘密进行的对越党派工作。外交层面的对越工作,由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以法国和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府为交涉对象,工作重心侧重斡旋和调解法越纠纷、保护华侨。中国政府虽然未公开承认越盟政府,但为了确保入越受降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地保护华侨,一直与这一越南最具实力的政治实体保持事实上的交往。党际交往层面的对越工作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专责主管,以越南独立同盟、亲华的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逊王保大(阮永瑞)为接洽对象,工作初衷为斡旋越南内部各党派团结,和平解决法越争端,以及“运用越南各党派,并与国防、外交两部密切配合以求达到树立越南亲华政权,并渐脱离法国统治以臻于自由独立”。外交层面和党际层面的对越工作既相互平行,又交叉重叠,既有相得益彰的一面,有时也互相颉颃,构成战后中国对越工作的“一体两面”。
本文以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所藏的“中越关系”档案为主,辅以《美国外交文件》和相关原始报刊资料,以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对越党派工作为中心,探讨其对越南亲华党派(越南国民党和革命同盟会)、越盟和逊王保大的抉择取舍,并试图通过对战后中越党际层面交往过程的考察,加深人们对战后中越关系复杂情形的认识。
一、以越南亲华党派为扶助对象,斡旋越南各党派合作
战后越南局势的演变与中国利害攸关。越南与中国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接壤,其政局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危;其境内的滇越铁路和海防港口,又是中国西南经济命脉的供给线;数十万旅越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更是直接取决于战后越南政局的发展;越南与中国又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当时越南的各个党派与中国国共两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对越南局势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关切。
1945年8月19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四天,越南在胡志明的领导下组织起自己的政府,即“越南民主共和临时政府”,9月2日正式宣布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而独立。但是,由欧美列强操纵的战后远东国际局势走向与越南人民要求独立的潮流背道而驰。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官员向法国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不会受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