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成也血气，败也血气，那就必须要把思想的任务拉到运动的课题里来。一般来说，思想不是学术，不是学者的专业;大多数学者其实只是熟稔于之前的思想者所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工具(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哈耶克的还是史密特的)或糟粕，但并不是直接从事思想。思想是历史的承担者在面对历史与今日之要求时，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与筹划，同时又是对自身的情感、知识与行动，所进行的反身性思考与诘问。因此，思想正是学运参与者无从切割且无可让渡的自身职责。表面上看来，思想的对立面是体制或霸权，也就是那“已经在那儿”并且强大到不需自我确证的庞然大物。但是思想假如简单地把自身当作是体制或霸权的对立物，那么在如此对立时，思想已经吊诡地失却了它的主体性了，彼恶故我善、彼正故我负、彼东故我西。这是霸权的最有力的整编方式，因为所谓的社运处方其实仅仅是霸权公式的另一种因式分解罢了。思想的最大敌人恰恰是塑造一个简单化的乃至卡通化的敌我关系，因为如果、“他”、“我”、“敌人”、“同志”、“是”、“非”、“善”、“恶”……都如水晶般地清晰，那又如何还需要思想活动呢?马克思也曾说，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它的真实的话，那还需要科学吗?思想不是抽离于身体之外的知识活动，行动中的人当然有意义感、有道德感——有血气，但我们不能一任它之指使而行。反过来说也成立，我们也不能脱离身体与行动空言大道。血气与思想要结合起来，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尼采之言：“偕我血气而思。”
吾人应严厉质疑那些仅仅是揣着一个明确的是非善恶框架(或，普世价值)，跑到街头给学生“授课”的教授们。教育者自己其实更需要教育。以前的大学老师被批评为拿着“发黄的讲义”混日子，但现今的教授把二十年如一日的“发黄的政治正确”当学问，就不算混吗?而学生如果又真的欢迎且需要这些其实需要被教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学生只在乎一种与他们有相同意见，共享一种“正义感”呢?如果今天的学运展现了思想薄弱的状态，那教授学者们是至少要负七分责任，而学生自己也应承担三分责任。
自古以来，批评老师最常用的语言就是“误人子弟”。我想，那还不只是知识上的传递错误或失职的问题，或许更是指其以腐朽之怨戾之气误人子弟之青春之气。议场外的学生群众们所顶着的那块炯炯然的是非善恶框架，纵然粗疏简化，但犹然血气沛然可爱可敬。相较之下，某些大学教师们所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写到这里我想到前阵子朋友传来的一篇据说是网络上疯传的文章，是某位中研院人类学研究员的一篇算是对“中国”的亲身证道之言吧。我看了，很遗憾，不只是对它那也未免太不人类学了吧的内容，而是这样的“证言”所能提供于运动的是什么呢?它提供的是运动核心本就库存过量的隐藏在“普世价值”卷标后头的仇中戾气，而非运动所较缺乏的价值与手段之间的论证，以及运动者本身的道德伦理反思。在这次学运里，如此这般的曲学阿世并阉然媚俗的“知识介入”可谓车载斗量![6]台湾的知识界如此易燃，而功能又是如此迭架(redundant)，或许是吾人开始讨论学运思想贫困时所不能绕过的第一个关卡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