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自由时报》上看到龙应台部长批评太阳花学运，说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满矛盾跟没有想透的东西”，好比说，学生宣称捍卫民主却破坏法治，嘴上说坚持程序正义，但却又以行动颠覆了他们自己的坚持。这个批评立即招来了运动指挥者及多名绿委的反击，异口同声指责龙女士昨是今非，且谓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龙女士自己。
《自由时报》把这个消息置于头版，并且搭配了一张网络上署名“热血时报”对照今昔的讽刺图文，意欲对比出昔者龙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龙女士堕落反动一至于斯。“热血”对此“堕落”的“解释”是八个大字：“通匪令人神经失常。”[2]
记得看了这篇报导，当时的立即反应只能说是“哑然失笑”。龙女士是否真的“神经失常”，不是“热血时报”说了算，若依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没有的，我有过好多论敌，其中包括龙女士，但我从不认为对方是“神经失常”，但当然我说了也不算，按照此间流行的说法——这种问题必须经过“专家确诊”。
但若是悬置确诊，只就“通匪”这一“病因”而言，以我对作家龙女士的理解，我愿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证词：龙女士是台湾这十余年来在文化战线上克绍冷战遗业反共不懈的先锋战士。长期以来，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文明论，批判“专制”、“落后”、“野蛮”的现当代中国及其共产革命。在入阁当官之前，她以此为志业密集著书立说，曾发表了喧腾一时的著名批判中共与当代中国的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而前几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这方面的持续战斗的攀巅之作。说龙女士“通匪”，反映的是当今学运以及其后的这整个时代精神状态的一个核心病象：为了我们的“正义”，我们可以完全粗暴地对待历史。“未来”，于是仅仅是吾人的意志对象。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去历史观”，难道不该刺戟吾人严肃思想吗?
作为龙女士的一个长期批评者，由我来为她洗刷“罪名”实感荒谬、无奈，甚至悲凉。然而，我并非徒为龙女士悲，所加于彼之罪固然无稽，但奈何其半自取。听清楚，我是为当前学运的一种几乎可说是界定性的状态而痛心：凡是批评这个运动的，就必然是心神丧失的不正常之人。若问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马即是中，三位一体。于是，整个岛屿就只存在两种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与那黑暗的邪恶的通匪的。后者合当引入历史灰烬之中，不只是因为“通匪”，还更因为他们只有百分之九。这里有一种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类主义、排他主义，以及众暴寡主义。从这个视角看，于是“反服贸”其实不过是另一个验证敌我的准军事口令而已，连我们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这样的口令，以之质疑昔日战友，遑论其余。“通匪”这个冷战话语竟然能够在解严与全球冷战结束近三十年之后，再度成为此间学运的一个日常语词。光是这一吊诡事实，难道不就该刺戟人们严肃思想吗?在沸腾的热血中，是否蓄积了大量不为我们所意识得到的冷战残余。
但是当一切复杂的现实与争议都可以如此义无反顾地简单一刀切时，历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们在运动中的位置呢?学运从来没有比此时更需要自我批评与外部批评。但是学运在面对它的批评的当儿，却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极力否认的那个病征——血气亢奋，思想薄弱。几乎没有看到学运领导本身或是支持学运的“学界”对两个浅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提供过他们的反思。这两个问题是：一、此刻正在岛屿上酲醉狂飙的这样的一种族类主义与排他主义，是之前的蓝绿撕裂的救赎呢，还是变本加厉?二，如果这样的一种极端善恶二分的“正义感”，再在将来添加上权力之翼的话，那么是否宣告了一个结合内在恐慌与体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时期的降临呢?古人说，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直接说吧：台湾人民万万不可沉溺于一种仇中的感情网罟中。我们不仇中，不是由于惧怕或是贪利，而是因为唯有不仇中，台湾人民才能在这个岛屿上真正相亲相爱，才能免于新白色恐怖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才能够真正地实践“爱台湾”。经常，“仇中”是伪装成外部因素的内政问题，是伪装成道德问题的权力问题。台湾人民一天不能实事求是地讨论时代所规定于吾人的具体问题(从小处说是“服贸”，从中处说是两岸关系，从大处说是世界和平)，就一天无法摆脱族类主义政治对我们的绑架与勒索，并拉着我们螺旋下沉。我的一个青年批评者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台湾正在形成的“共同体”。错了，我异常在意并欲提出贡献!而我所能贡献的方式是提出一连串的质疑：如果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打造是以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代价呢?如果这个共同体是建立在对十三亿人的仇视上头呢?以人类中的13亿人为歧视与仇视对象而建立的共同体本身会是道德的吗?如果这个共同体概念从李登辉开始到今日已有二十年，而带来的一醒目现实是社会的更彻底的撕裂，与人心的疲惫焦躁敌意怀疑，那么为何还不开始反省它的限制与代价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鼓动者或跟从者，是否可以暂停一下，抽离并冷眼凝视这个洪流呢?
这就是为什么方才我在为龙女士申辩她不应得“通匪”之名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她的自遗其咎。龙女士是被她自己半生戮力参与编织的“反共/亲美”绳索给反扣住，并将这个绳索的另一端交给了她的起诉者。龙女士如果能够有一丝类似商先生在绝境中的苦笑感，那将是她重新反思她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珍贵起点。我期望，但我怀疑，深刻怀疑。龙女士向来不就一直是她自己的不变的信念的忠实使徒吗?龙女士是一位极具才华的作家，但思想非她所长。
不妨就近以龙女士对太阳花学运的批评为例。她说学生“思想薄弱”，说一套做一套，颠覆了法治与程序正义。当她这样说时，她的确是指出了学运所体现出的某些自我矛盾。但是，把论述停留在矛盾的指认而不思深入，其实是思想的怠惰。马克思曾说，就算是一个寻常小店主也能分辨出他的顾客的自我宣称与实际状况之间的落差或矛盾。但是，小店主并不见得是一个思想者——如果他或她只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因他的职业、癖好或见识而形成的一种指认之中。但龙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店主，她只着急于指认学运违反了她的终极价值(或长期库存)：法治与程序正义。当龙女士指认学运思想薄弱时，她并不曾以身作则地展现她正在思想，她似乎仍然只是依旧奋力舞动她的“普世价值”落日大旗。或许，一个真正关切这些“普世价值”的“思想者─行动者”，在此一时刻理所当然要进行思索的反而是：何以“法治”与“程序正义”竟是如此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