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邓先是大造舆论。那段日子里，邓小平逢会就讲“为什么要消肿”，见到军队领导就谈消肿的意义。他说:“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他坚定地说:“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然而，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始终不能尽如人意?老邓仔细分析了其中原因，发现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于是，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于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摆在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各级干部，要承认自己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还很不够，要承认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基于全新的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全新的决策。 1984年11月1日，就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三
1985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邓小平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经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