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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岳飞、文天祥等人绝非今日英雄

2014-06-05 17:21:10 点击: 来源: 网络转载 反馈
导读: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少“英雄”的民族,但究竟何者为‘英’,何者为‘雄’,实在不得不慎重作答。

  案例五:

  绍兴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毁和约南侵,岳飞奋起抗战,大破金兵于蔡州、陈州、颖州,郑州、西京、蒿州、许州、孟州、卫州、怀州、郾城等地,并在顺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拐子马”、“铁浮图”不可战胜的神话,朱仙镇大捷,威振敌胆、金兀术叹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飞所向披靡,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于绍兴十年七月十七日连下十二道金牌, 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 秦桧为剪除和谈障碍,指使万俟莴上章诬篾一贯主战的岳飞“谋反”,收买王俊作假证,十月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关进杭州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和张宪诬害,岳飞宁死不屈,临邢前挥笔写下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诚然是慷慨悲歌,令人万分悲恸。

  然而在我们觉得岳飞可怜、可叹、可悲之余,笔者也不免觉得有些可惜。

  以赵宋“处之师相之尊,委以国柄之重。世济其恶,真凶悖之贾充。谋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的罪恶,“不学无识,舞术弄权。夸浒黄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绩。承君之宠,如彼之专。贪天之功,确乎不拔”的蠢笨,“借官爵以总宝货,苛条法以苦贤才。夺土田而无地可耕,变关会而物价溢涌”的贪婪,能比雄略非常的完颜兀毒好到哪去?

  岳飞与完颜兀毒为何不能联起手来,杀出个清平世道?!那时,不也能封妻荫子,名留青史吗?!

  惟是,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儒家系统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每当异族入侵,必然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大肆屠戮,直至万里山河沦为焦土才肯罢休。

  所以忽必烈取江南,不杀一人;多尔衮攻南明,礼贤下士等等故事,都应该是假的。只有嘉定三屠、扬州五日之类的事件更容易让我们相信。

  古语说:“宋亡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由于满蒙的入侵,的确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无法修补的断层,给汉族百姓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灾难。但是这灾难之中,也不乏统治阶级为保社稷,迫不得已的举贤任能,从而带来的些许生机——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四书记,有作为于天下,冀凭兢兢业业,致三十载太平;康乾盛世,虽属政治高压下的浮夸时代,亦得岳起、汤斌、陆陇其、周培公、姚启圣等贤才近百人,禄泽一方。

  然而在汉族统治下的唐宪宗时期,根据《天灾人祸》列表的记载,仅仅十年的功夫,全国人口锐减一半!

  那1400余万百姓被唐宪宗变到哪里去了,实在不得而知!

  本民族存在的帝王之术、申商之术、壹民理论、胜民法则,其破坏力实在可以与外族入侵等量齐观,甚至更强亦未可料!!

  案例六:

  德佑元年(1275)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

  元军为了减少己方损伤,加上敬重张世杰、文天祥的为人,遂改用攻心战和诱降计。张世杰过去曾是张弘范父亲张柔手下的军士,其时外甥韩新还在元军中。张弘范派韩新到宋营,要他以做过万户府的经历劝舅父归降。对富贵荣华的引诱,张世杰不理不睬,意志坚定。到第三次来劝降时已忍无可忍,用手指着韩新的鼻子怒骂:“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

  张弘范又转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天祥归降,又利用文丞相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天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天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说:“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一定要他写,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首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张弘范看了只得苦笑而止,称“好人好诗”。张弘范接过诗中“照汗青”的话题说:“国亡了,您舍身为忠孝,但谁为您记人史册?”文天祥回答:“商朝灭亡了,它的臣子夷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朝的粮食,当为臣子的各尽忠心,哪里管他记还是不记!”张弘范顿时肃然起敬。元军又在船上大声向宋方士民喊话,说你们的陈宜中丞相潜逃(指1277年十一月陈宜中到占城不返),文天祥丞相被俘,不投降还待何时!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宋阵不受益惑,士民无人叛变,终日坚守不动,元军也无计可施。

  此一役,双方死伤兵卒近15万,尸血横江。身为有识之士,不设身处地的衡量敌我双方领袖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与及双方各自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反而单一的去看对方是否异族。我华夏正因为有文天祥似的人物,才使得改朝换代与民族融合之时,死伤枕藉!

  无怪乎新学社的徐东先生要发表感慨:

  双龙鏖战气玄黄,

  征夫僵立映碧苍。

  早知族群归一处,

  何必当初血染江!

  案例七:

  袁崇焕(1584.4.28-1630.8.16),明末杰出军事家,抵抗后金英雄、爱国将领。字元素,号自如。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人。祖籍广东东莞。曾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蓟辽督师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中三甲第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喜欢研究兵法,常向退伍老卒了解东北边塞情况。

  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升任兵部主事。单骑赴山海关考察关内外形势,自请守辽抗金,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组织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城堡,招练兵马。天启四年再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督率军民修缮边镇,开疆拓土。天启五年十月,抵制辽东经略高第之命,拒绝将军队撤译关内,率部留守宁远。升山东按察使。次年挫败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劲旅,获宁远大捷,一炮轰死一代天骄努尔哈赤。改任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兼兵部侍郎,收复高第所弃关外所有故土。天启七年苦战宁远、锦州,击退皇态极所率后金大军十八万。因受宦官魏忠贤党徒诬陷,辞官归。崇祯元年(1628)起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次年斩杀皮岛守将,大汉奸毛文龙。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开袁崇焕在辽西的防线进攻北京。袁崇焕闻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以九百铁骑大破八旗军20万,力解京师之危。但昏君崇祯帝听信谗言,昏君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以为袁勾结后金,引敌胁和被逮下诏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以谋逆罪磔死。其尸身被百姓所食。袁崇焕被冤杀后,明朝军队离心离德,再没人为崇祯这个昏君效力,纷纷投向清朝,明朝很快就灭亡了。其部下佘义士夜窃其尸葬于今北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即原广东义园,并为其世代守墓至今已传十七代。清初设馆修《明史》时,冤情方大白。袁崇焕被后代历史学家阎崇年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袁崇焕没搞明白的是,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汉族,还是粗野鄙陋的异族,在入主中原初期都会兢兢业业,修德律己,躬行卑政。到了中后期,也一样会妄行不法、贪污腐败、蠹政害民。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把大明朝与大清朝的皇帝一个个的对比一下,就知道其实都是半斤八两。早知道无论谁登位九五,对天下生民都是专制独裁,还不如索性找个“开明专制”的君主!

  在如今已是满汉一家的时代,袁崇焕宁肯千刀万剐,也不受降的意义又体现在哪了呢?

  假使皇太极、多尔衮入关之初,想要推行一种比南明更腐朽的政治制度,袁崇焕的宁死不降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积极意义,可以鼓励万千百姓反抗强压于自身之上的且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问题是,皇太极、多尔衮是打着践行《四顺》、《十一经》的治国理念来的。

  何谓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为: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何谓十一经? 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译为: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而且在多尔衮统治中原初期,出于收揽人心、维护稳定的政治目的,他也的确是按照‘四顺’、‘十一经’中的妙谛来装孙子的。而南明的几个末代皇帝连孙子都懒得装。所以袁崇焕的反抗显然不合情理,也谈不上大义凛然。充其量是书呆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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