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权者的阴暗心理揭露：
卫青、霍去病、冉闵、陆秀夫、文天祥、岳飞、夏完淳等等为守卫民族大业而杀身成仁的所谓“英雄”向来不绝于史。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少“英雄”的民族，但究竟何者为‘英’，何者为‘雄’，实在不得不慎重作答。据刘向之《人物志》所载：花草之精粹优秀者为英，禽兽之出类拔萃者为雄;所以，人类中之文才武功优异超众者，由此而命名。因此，聪慧明智超出众人，谓之英;胆识力量超过众人，谓之雄。此是自其中大体分类而命名。如果比较其分数多少，则必须相辅相成，各按二分计算，取得另外之一分，然后才能成全。何以如此说?聪慧明智者，是英才之分数，若不得雄才之胆识，则其言辞不能得以被人接受;有胆识力量者，雄才之分数，若不得英才之智慧，则其所做之事难以成立。
如果凭聪慧能够谋划于初，而明智不能寻找机会，则可以坐论其道，而不可以处理具体事务。(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
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遵循常道，而不可以思虑应变之事。(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
如果力量能够超过众人，而勇气不能使之行动，可以成为出力之人，不可以作为捷足先登者。力量能够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而智慧不能决断事务，可以成为捷足先登者，不足以成为将帅。一定要聪慧能够谋划于初，明智能够寻找机会，胆识能够决断疑难，然后可以成为英才，张良便是此类之人。胆气力量超过众人，勇气能够使之行动，智慧足以决断事务，方可以成为雄才，韩信便是此类之人。(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
人之本体与所得分数本自不同，只以分数多少设立名目，所以，英才与雄才之名目不同，然而皆为独擅其一之偏材，可以任用为臣子。因此，英才可以任用为宰相，雄才可以任用为将帅。如果一人之身，兼有英才与雄才之长处，则能为当世之尊长。以古量之，曹、刘、孙便是此类;以今量之，则陈独秀、孙中山、周恩来即是此类。
具体的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聪明秀出、武略奇绝、文采茂盛、胆力过人，且兼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而只是一味的见义勇为或不识时务，就被周围环境冠以‘英雄’二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并无真正的英雄豪杰。没有英雄豪杰，却还拿“英雄的标准不能强行统一，个人有个人心目中的英雄”来做借口，遂使华夏的苦难一日甚于一日。
以丹阳的愚见，从古至今出了无数的所谓“民族英雄”，他们在国家民族陷于沦亡危难之时，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牺牲自我，即使失败了，也照样桀骜群敌，不屈不抗，在敌难中从容而亡。但时隔千载，他们还到底配不配被称作“中国脊梁”，的确值得商榷。在此列举二个：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汉族，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1638年，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76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有军官向孙承宗勒索金银，孙承宗大骂：“狗臊奴，不知道天朝有个没有金银的孙阁老?”清兵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看守的清兵不忍孙承宗自尽，从梁上救下三次。到伴晚，清兵换防，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6个儿子、2个侄子，12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40余人遇难，孙承宗死后(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号文忠。
李定国：(1620年—1663年)，字鸿远，小号一纯。这个南明乃至中华历史上的绝代名将之一，他的一生，只能用悲恨相续，鞠躬尽瘁八个字来形容，他十岁便投身于明末起义首领张献忠。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朝合作，从此李定国便成为南明的军事领袖之一，屡破清军，连杀满清四大汉奸王之首的孔有德和满族敬谨亲王尼堪，当时天下皆称他“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实在是万历以来中华对外族战争之从所未有的胜利，可惜的是，他的战功遭到了同为大西军出身，又同为南明军事领袖的孙可望嫉妒，最终孙可望投降了满清，被封为王，将南明军的虚实尽数告诉了另一个大汉奸洪承畴，最终李定国被迫退向缅甸，而他一生最好的两个兄弟，白文选，在万般无奈下，投降了清廷，刘文秀，则在之前抱憾病死，不久又传来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李定国，这位南明最后一根支柱，终于病倒了。临终之际，他对儿子说：“宁可死于荒野，也不可投降。”一代名将如此客死异乡，不禁令人动容。
由此而论，孙承宗、李定国、岳飞以及文天祥之流，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了，然而时过境迁，后世的统治者、权谋家为了能够包容异族，扩大疆土，维护稳定，只轻描淡写一句：“各民族合同为一家，我们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那么之前被孙承宗、李定国等等民族英雄所抗击的异族，现在倒成了一家人，当初他们的誓死抵抗、无畏无惧，反而显得迂腐和狭隘。如此一来，民族英雄不是被后继的帝王将相与及历史的大潮所颠覆了吗?既然现在可以合同为一家，当初为什么不合同为一家?
理由很简单，在当初被所谓的‘异族’入侵时，如果官方倡导天下一家，互相包容，统治阶级的政权不就要拱手相让了吗?至于日后革故鼎新，新帝登位，先前之异族已被‘外儒内法’的文明所汉化，尤为重要的是既定之格局已成，人心已服，谁愿再大动干戈?!这时如果宣扬‘四海一家’的论调，统治阶级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疆域，收降异类，以为己用。
如此看来，历代统治阶级推崇“民族英雄”，让百姓时时刻刻以身仿效，而却在“英雄标准”(官方)大讨论中，刻意回避曹操、刘备、孙权、孙中山、陈独秀这类重修宇内，再造乾坤的真正英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百姓帮助他们守卫政权，而千万不要褫夺他们的地位啊!
因此，英才凭其聪慧谋划于初，凭其明智而寻找机会，依赖雄才之胆识而行动;雄才凭其力量使众人服从，凭其勇气排除困难，依赖英才之智慧而成就其事;(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如此之后方能对其所擅长者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