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国内的段祺瑞内阁急于统一全国，“其财政困难已达到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地方所扣留。发内债则旧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只能依靠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但借外债也有四国银行团的约束，缓不济急，且不易磋商。因此当1916年10月西原龟三提出“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段祺瑞迅即响应，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为由，派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充当专使，赴日接洽对日借款问题，此举由于黎元洪总统及国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此后，西原龟三就开始在中日之间穿梭，先后六次来华，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经手达成中日间八笔借款，分别是：1917年1月20日的交通银行借款和1917年9月28日的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1918年4月30日的有线电信借款;1918年6月18日的吉会铁路借款;1918年8月2日的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满蒙四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山东二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参战借款。累计金额达1.45亿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