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是复杂的历史演变进程。“西部突厥”乃突厥汗国西部地区的简称,属于地缘概念,“西突厥”所指则是历史上的西突厥汗国,属于政权概念。西突厥的前身虽为西部突厥,但西突厥汗国的诞生却是突厥20年内战结束,突厥汗国分裂定型化的历史产物。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的发展反映了木杆、室点密两大汗系之间的兴衰、合分、主从关系的复杂演变。对此,我在旧作中早已有所阐释。然迄今学术界中以室点密可汗为西突厥唯一始祖,认为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演变不过是室点密汗系一脉相承的历史继续之说仍然大有人在,虽然表现形式是异说纷纭,实质上仍是西方巴尔托里德说或沙畹说的继承或变种。有必要在旧作的基础上,重加整理,正本清源,聚焦为以下七大论题。
一、突厥汗国并非东部布民可汗、西部室点密可汗两大汗系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
在学界诸家中,俄人巴尔托里德说影响至巨。他认为“突厥国家一开始就只由一个王朝进行统治,而不是由一个人进行统治,统治西部诸汗自始就是完 全独立的”。据此,突厥汗国并非统一的政治实体, 不过是东、西两部可汗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其说如能成立,则西突厥=西部突厥=突厥汗国西部地区, 作为政权概念的西突厥同作为纯地缘概念的突厥汗 国的西部地区之间毫无区别,再进行西突厥开国史的研究,实已毫无必要,必须澄清。
巴尔托里德乃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虽精通波斯、阿拉伯文和欧洲诸国文字,却对汉学知之甚少,所言绝非来自汉文史料。当时突厥儒尼碑文刚刚被发现、解读,其中《阙特勤碑》东面第一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行共同存在如下一段文字:
当上方蓝天、下方褐地创造时,在两际 之间(也)创造了人类子孙。在人类子孙之上,立有我祖先布民可汗(Buminqa•an)和室点密可汗(1stamiqa•an)。他们立(为君长)後,创建了突厥部众的国家和法制。
非常明显,巴尔托里德说的主要史料根据就是来自这段碑文。其中布民可汗就是汉文史料的伊利可汗土门,室点密即汉文史料中木杆大汗时期的西面可汗。据此,突厥汗国建国伊始就是由东部布民可汗、西部室点密可汗两大汗系共同组成,东、西突厥各自一脉相承,除此两大汗系之外,别无其它汗系。从作为松散政治联盟的早期突厥汗国到东、西两大汗国的分立,历史发展非常简单。我认为,这段文字仅乃后世的历史追述,难为信史。
首须指出,上述二碑皆属后东突厥汗国时期作品。《阙特勤碑》立于“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十二月辛丑朔”,即公元733年1月;《毗伽可汗碑》作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上距突厥建国之552年都已达200年之久,追溯远祖事迹,很难作为原始史料看待。按突厥初无文字,最早发现的突厥碑文乃汗国第四代君佗钵可汗在位时期开凿的《卜古特碑》,该碑使用的文字亦非突厥语,而是粟特文,《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 译”条记“北齐后主武平末,侍中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涅木般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经学者考证,传文中所记之“突厥语”文,也是粟特文。此外,《隋书》中还发现了第五代君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的汉文书信,说明至其第四、五代君时期才借用粟特文和汉文作为其书面语言。迄今发现的突厥儒尼文献,其上限不可能早于调露元年(679)单于大都护府暴动,这场暴动三起两落,领导这场暴动的首领先后有阿史那泥熟匐、阿史那伏念和阿史那骨咄禄,前两人虽皆正统的突厥可汗后裔,却皆兵败被杀,阿史那骨咄禄即阙特勤、毗伽可汗默矩之父,并非出身突厥可汗家族中的显赫名门,不过是“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也,世袭吐屯啜。”汉文《阙特勤碑》记阙特勤曾祖名伊地米驼匐,祖父名骨吐禄颉斤。阙特勤乃阿史那骨咄禄次子,则阿史那骨咄禄祖父为伊地米驼匐,父为骨吐禄颉斤,皆世袭吐屯啜,可见其可考祖先所领最高官职不过是“匐”、“颉斤”、“吐屯”之类突厥最低级官职,连“啜”、“俟利发”都不是,更遑及王族后裔应当领有的特勤、叶护了。阿史那骨咄禄本人初本单于大都护府暴动的普通参加者,却巧妙地利用唐军退出漠南的有利时期,聚合突厥余众,东山再起,成为后东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修改这一新建政权可汗家族的出身,附会于前代高贵汗统已成为政治必需。据此判断,前引儒尼文二碑将后东突厥汗国可汗家族的血统渊源一直追溯至始祖布民可汗,大约率多附会,未必属于信史。其所叙所叙西突厥或西部突厥自始至终都是出自室点密一系,虽与后东突厥汗国存在时期的唐属西突厥汗系相符,却与北朝至隋突厥汗国西部汗系组成大有出入,不可过分高估其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