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谁都把大兴土木当做发财的良机,省议会由“黄议长对建筑营建经验非常丰富,兴趣也很浓”亲自掌握,才没出事。但是,新的省政府——即中兴新村却没有这样的好事,在兴建工程中发生腐败案。这一下子把省主席严家淦推上了风口浪尖。
疏迁小组选择的台湾省政府迁移到南投县的那块地,名叫虎头山,该地原属山坡荒地,省政府先在该地兴建大批办公厅和单身及眷属宿舍,并命名为“中兴新村”。据省议会议长黄朝琴说,这个名字还是他创意:
中兴新村命名时,我适逢其会,有一次我陪同严主席南下视察,回程应邀前往营盘口,参观省府疏迁厅舍兴建工程时,严主席命名意见征询,我当即建议以命名为“中兴新村”如何?旋蒙采用,深感荣幸。
这个中兴新村虽然名字很新颖,房子也很新派,但并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员们生厌。他们本来在省府上班令人羡慕,突然之间要搬迁到偏僻的虎头山去上班,意见很大。第一批人马安排疏迁去了那里上班。他们一去没几日,就人心思归。结果,当初积极响应蒋介石反攻复国号召的严家淦,立即如同当初高玉树兴建复兴桥反为自己酿祸一样,成为众矢之的,陷入指责的漩涡之中。
因为黄朝琴骄傲命名的地方,并不是省府官员们愿去的地方。许多省府工作人员不愿从繁华的台北市迁移到南投的偏僻乡村,尤其那些有眷属的人迟迟不将家搬到中兴新村去,部分高级人员,每逢星期五就早早离开办公室,往台北北市家中赶,到星期一始返回,以致中兴新村办公情绪松弛低落,严重影响工作正常进行。面对这种情况,省主席严家淦无力加以纠正,也不能作出任何的改善,并且陷入指责之中。最后,省府内部出现远远胜过当初声讨吴国桢的声势。严家淦本非强势人物,“严推事”承受不住巨压,被气得一边向蒋介石辞职,一边住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