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标志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中最后一段被视为画龙点睛、也是最为要害的文字，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其中指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正是从这段文字，使刘少奇敏锐而不无栗惧地感到了毛泽东的权力图谋，感到自己要挨整了。
这种感觉来自于刘少奇与毛泽东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矛盾斗争、尤其是1962年以来与毛尖锐冲突所形成的本能反应，同时也来自于权力中人特有的政治敏感与判断。几十年党内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会议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捆绑打成反党集团并受到的激烈批判，以及会场外邓拓和田家英与此不无关联的相继自杀，这一切都在告诉刘少奇，此次运动来势凶猛，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毛泽东此回绝对来者不善，自己恐是大难临头，凶多吉少。
面对整肃来临，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刘少奇是怎样的反应，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根据政治历史常识，不难推断，他有着三种可能的因应选择：一、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二、主动辞职，避其锋芒;三、逆来顺受，侥幸涉险过关。从政治家政治作为和历史评价的角度，三种选择的排序依次为上策、中策和下策。
人们一定会认为，第一、第二种选择属天方夜谭，绝无可能。在毛泽东拥有巨大权威和声望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没有那份胆量与其公开对抗，也没有那份勇气提出辞呈。不错，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由于长期以来以刘少奇自己为首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毛成了党的化身，位尊全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任何对毛的抵触就意味着对党的抵触，是引发全党共愤的反党行为，刘或不敢也无力与毛直接对抗;而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主动辞职无异于长城自毁。然而，如果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也就是从刘少奇作为政治行动者自主行动这一角度考察历史，也许会获得不尽相同的看法。
一、选择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不是没有可能。以1949年之后的具体历史而言，虽然毛泽东威望日隆，权位至高，但并不意味着总是真理在握，一贯正确，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没有遇到任何的质疑与挑战。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质疑姑且不论，就刘少奇，至少1962年与1964年两度“冒犯”过毛泽东，前者关乎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后者涉及四清运动重点指向，刘均大胆地向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再从现实政治操作的可行性看，刘少奇也有一充足的理由可以将《五·一六通知》束之高阁。因为，《五·一六通知》主要是批判否弃《二月提纲》的，而《二月提纲》却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并报送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中国大陆无以撼动的组织原则。坚持组织原则，凭此一由，刘就有了可以说不的底气。何况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并不在场(不在京)，没有与毛的面对面的难堪与直接冲突的压力，刘于行事更为有利。无论既往历史和现实情形都显示，历史存在着刘少奇可以说不的可能性。假如刘少奇做出了这一选择，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的模样，至少不会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疯狂。
那么，为什么刘少奇没有做出这一选择，没有挺胸而出抵制这份危及自己政治生命的纲领性文件呢?
首先，是毛泽东的巨大存在和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正确”，影响刘少奇行为选择的两种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但是，另有第三种因素，或许更深刻的因素，在阻止刘少奇做出抵制《五·一六通知》这一行动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行为准则规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这一原则有过堪称经典的表述：“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以“原则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而称誉党内，对党的原则从来就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则已完全内化为刘少奇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
刘少奇心里当然清楚《二月提纲》并无原则问题，《五·一六通知》对它的批判不过借题发挥，其真实目的乃是冲己而来，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包括刘在内的全党共识，是党的一项伟大事业。正是因此，面对着发起文革运动与个人挨整下台的矛盾，也就是在面对革命前途与个人命运冲突之时，刘少奇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它的限制与约束，未能勇敢地挺胸而出扞卫自己，却不由自主地服从了前者。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深刻悖论：刘少奇由于遵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而未能做出正确(最佳)选择，从而导致后来的命运悲剧;而如果要避免悲剧命运，则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意味着遵循良知，勇敢地扞卫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承认，就是在今天，在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社会，奉行这一准则仍是无以动摇的天经地义，但又不能不指出，历史以残酷的事实已告诫人们，如果人们不能遵循内心的良知，不能为扞卫自己的权利而站出来发声，那么接下来的一定是悲剧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