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的种种政策，对基层社会也是巨大的打击。士绅阶层千百年来，在官府和百姓之间承担着中转调剂作用。改革让他们眼花缭乱，利益受损。他们看到的是，种种利权被官府收走，自己却没分沾改革成果。清王朝让百姓承担改革成本，却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也许，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权利意识。接触的新事物虽然有限，却让他们知道了“权利”二字，增加了斗争意识和技巧。我们会发现，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各地爆发的百姓维权斗争日益增多。自然，维稳的压力也落在了州县官员头上。他们一边要推行激发维权斗争的政策，一边不得不降低姿态来与士绅阶层对话。如此反复，结果往往是士绅阶层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原本亲近的父母官也疏远了。
州县官员就在上下压力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维持着地方的运作。而这夹缝越来越小，官越来越不好当。我倾向相信，是传统知识分子入世济民的信念和古老的“父母官”心态，推动着晚清州县官员肩负着不相称的重担踉跄前行。
同样，他们在革命变乱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举动，与其说是“殉节”，更像是在恪守州县长官保境安民的职责——尽管他们对安定、对百姓利益的认知可能有问题。
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坏较大的省份。革命爆发时，乱军涌入石堤厘局（抽取商税的机关），逼索税款。负责厘局的曹铭拒绝交钱，被乱军扎了十余刀，也没有泄露钱在哪里。乱军走后，乡绅们来看他，曹铭指出税金埋藏的地窖所在，看着乡绅们点验完毕才闭上眼睛。曹铭的“殉节”，未必是对清王朝的愚忠，更像是忠于职守。《清史稿》说曹铭是浙江上虞人，读书出身，但没有功名，从给他人当幕僚开始，凭着苦劳一步步升迁。他负责的厘局地处川、黔、楚三省要道，收入颇丰。前任都贪污中饱，曹铭却丝毫不染。
变乱一起，各种利益集团都想扩张权力，想当豪强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数。基层乱象难以避免。基层官员就成了变乱的目标。州县官员们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付乱局。辛亥革命中，福建泰宁知县李秉钧就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县治无官，民将失所。”他召集地方士绅商议保家卫县的措施，商定后再服药自杀。李知县显然是一个开明且责任感极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