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不好，孔方兄当道，贤能失势。加上僧多粥少，一个官位之后排着一溜候补之人，一般官吏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金钱，很难进步。州县官员本来升迁的空间不大，如此一来，晚清州县官职更是鸡肋，如不出意外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王政之基在州县。晚清各项政令最终都要基层的州县官员去落实。州县官员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支撑着清王朝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一个负责的州县官员，必然是异常忙碌的。除了传统的钱粮、刑名、文教和迎来送往，他们还是晚清“新政”的贯彻者、落实者。远在北京的朝廷衮衮诸公，号召富国强兵，要练新军办实业学习西方，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政策，都够地方官员忙的。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编练新军，每省预定两个镇（师）。
为了编练两个镇的新军，就要创办军校、辎重后勤，还要裁撤旧军安置旧人，哪一笔都是不菲的开支。但朝廷只给任务，没拨资金，要各州县自筹。又比如朝廷废科举办新学，原本是好事，但同样只考核各县要完成的“办学目标”，却不告诉如何汰旧立新，更没有拨款，一味把压力和包袱甩给了基层官员。再比如在创办近代工业，学西方办图书馆、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朝廷也都“有章可循”，考核标准历历在目，却不问新事物如何与基层的旧结构、旧事物衔接……晚清政策显得相当浮躁，急于与传统划清界限，像是中国社会上浮着的一层油脂。1901年后的新政和1906年的立宪等改革，更像是王朝上层的一场自娱自乐。
虽然执行的是“新政”，清史稿中殉节诸位州县官员却都是“旧人”，没有一个新式学生，没有一个留洋的海归。很多人走的是“读书—当官”的老路。新政甫起，他们的担子日益沉重。中央集权的思路没有变，历代朝廷对州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大，州县官员“自选动作”的空间其实很小。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权，凡是有利可图的，比如盐政、比如路权，都收归国有，凡是繁琐的、无利的则甩给州县。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务、达到考核要求，州县官员必须拥有更大的财权、事权。遗憾的是，没有。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戴着枷锁起舞，各显神通，甚至走旁门左道，来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