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则遭遇乱民来夺大印。他“正色谕之”，无奈秀才遇见兵，无理可讲，抱着官印上吊自尽。天津武清的曹彬孙，是四川开县知县，在革命爆发时尚未赴任，逗留在夔府（奉节）。川鄂一带革命烈焰高涨，很多在任官员都弃官而逃，曹知县尚未到任，原本没有他什么事情，他却协助夔府本地官员防卫。一次在率团勇出巡时，遭遇乱军，团勇一哄而散，曹彬孙被捕，脑袋被割下来放在县衙公案上示众。
贵州贵筑人杨调元，光绪二年进士，以户部主事起步，起点不低，但外放陕西后，历任紫阳、长安、华阴、华州、咸阳、富平、渭南等县知县，资历越熬越深，官位都原地踏步，甚至在华州任上“以狱事忤上官，解任”。清史稿说他“缉捕有名”，还“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干吏，就是没留下什么“新政”的功绩。
恰恰是杨调元，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成了清朝在陕西南部的擎天一柱。陕西新军起义，西安光复，“诸守令多委印去”，杨调元正代理着渭南知县，没有逃跑，而是“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他成功了招募了陕西社会特有的“刀客”，编成武装力量。《清史稿》说杨调元招募了上万名刀客，估计是夸张（如果是真的，杨调元都可以去“收复”西安了），但这支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却是真的。当时陕西南部一带盗匪蜂起，乱得很，渭南县因为守御严密，保得平安。后来，军政府派人来接收渭南政权。杨调元不让新军入城，说“吏所职，保民耳”，要求接收者单身入城，如敢侵犯百姓“当与决生死”。在办理交接时，新人语气凌厉，让杨调元接受不了。他踯躅走到衙门后园，叹道：“吾谊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然后，他投井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