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为解决有关表述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去长城的路上举行了一场“车中会谈”，我负责做翻译。当时，北京市内到八达岭的公路很差，一路颠簸，我还晕车。会谈中，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正芳说：“我们两人同岁，现在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为自己的国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是没办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写入《联合声明》里面，不要说谈不成，回去以后也很难交代的，我和田中角荣都得下台。我们如果下台了，也就没有人能够来执行这个《联合声明》了”。
大平正芳还说，“明确地讲，我本人赞成中国方面的观点，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本人从大藏省出来以后，分三次到中国张家口附近做社会调查。那个时候，正是那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其实，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里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
我记得姬鹏飞回来以后马上向周恩来报告。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是必须解决的，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签署《联合声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角荣等人时再次问及“‘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田中说“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编者注）。那天深夜2时，参加谈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维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张字条来，那字条的形状我都还记得。他说：“姬鹏飞外长，这是我们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中方还是接受不了，还是不行的话，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条上面用日语写着“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后来，《中日联合声明》里采用的就是这个表述。
我记得当时有同事认为不能同意，因为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那时，尽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在外交方面还是有绝对权威的，他说话以后，就没有人争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