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朝鲜也萌生了歧视心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日清战争之义》中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和“代表旧文明之大国”。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三个:其一是“使支那惊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职”,其三是“使其与我合作从事东洋的改革。”
曾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说,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地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日本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煽动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