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大学教官佐藤铁太郎出版了一部厚达900页的著作《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疏远自卫，热衷侵略，必宽亡国之基”的观点。佐藤认为，最适合日本的国家战略是“海主陆从”，应当“节制扩充军备之费，将其用于致力生产事业之进步，所引致之资本增加自可维持国运之伸张”。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对英国国家战略更高层次的模仿：停止耗费巨大的陆上扩张，把注意力放到发展海洋经济上，并以发展海洋能力来带动钢铁、机械、电气、光学、通讯各个产业的进步，增加国家财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还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保留数量过大的陆军，因为威胁国运的并非陆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锁。在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海军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后，东京在军备方面只需要继续巩固海上优势，而裁减陆军不仅节省了开支，还可以提供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对外交问题，佐藤也有他的见解：日本应当扶植并联合中国，抵消俄国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国的角色，中国则相当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普鲁士，海权与陆权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佐藤的观点代表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种和平扩张思想：他们希望将日本经济的基础转移到远航贸易和商业开发上，借助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同时节制武力、削弱军费开支。但和平扩张在实施上有几大问题：首先，作为后发国家，日本所面对的亚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要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升硬实力。但佐藤铁太郎们的“和平扩张”需要足够的剩余资本、确实的原材料产地和市场，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较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变既有的势力范围分布，这与大陆扩张政策不谋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之所以能获胜，与英美两个海洋国家在财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容忍日本独树一帜，于是“海主陆从”路线可谓先天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