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正德谟克拉西”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既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海外雄飞”的观点，鼓吹对朝鲜和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对比当时日本的主要模仿对象英国，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过从历史上看，英国可以施行离岸制衡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欧陆国家在疆域、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这种格局下，西班牙、尼德兰、法国乃至德国总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时间里，当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处于鼎盛状态、开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时，英国可以从容组建制衡联盟，在不直接投入陆上作战和扩张的情况下对大陆强权进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对的东亚大陆在历史上始终是由一个单一强国中国控制的，这个国家曾试图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远征);19世纪中叶以后，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俄国也开始朝远东扩张，这使得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估计的悲观程度远远大过英国，在肢解中国、使其不足以统一东亚大陆以及遏制俄国方面也有着更大的冲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主要是由长州、萨摩两大强藩的藩士主导推动的，萨摩因为临近海洋，历来有着重视海军的传统，而长州藩一直是陆军的把持者和大陆侵略的鼓吹者。为了争夺对军事预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权，长州藩出身的一批陆军军人在推行大陆扩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明治重臣山县有朋在1890年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可谓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指南。该文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所谓利益线，指的是“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其焦点在朝鲜和满洲;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必须以强力“排出”之。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刚好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美国恰好也在此际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希望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并且“为得此项机会均等”，需要“保护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须阻止任一国家在中国的独占性经济和政治利益。于是日俄冲突的结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