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旧日本帝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之路概括为“模仿战略”：最初40年，它以英国为师，不仅在军舰购造、海军教育体制和海战理论方面统统学习英国，其关注大陆事务、竭力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出现的政策，也与英国塑造欧洲均势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至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以及“二战”爆发后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对美国先借“门罗主义”建立区域霸权、随后以之为基础追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学习。然而这种亦步亦趋的效仿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在亚洲大陆，日本并没有成为如英国一般的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而是因为独占性优势的诱惑、深深卷入大陆利益的争夺，结果不独分散了海洋能力提升所需的战略资源，还激起了美国这一外围强国的敌意。而日美两国因为经济形态、历史传统、核心利益乃至种族亲缘方面的巨大差异，已经没有可能像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样结成战略同盟并实现权益让渡。当日本在完全陌生的战略环境中，指望靠模仿战略再度博得一场“对马式胜利”时，失败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战略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