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的深度介入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领导能力不足，或者领导“懒惰”，例如大量超出能力、精力范围的讲话起草，事件决策，领导需要秘书代行其职。其二是领导通过赋权秘书，有利于强化自己的权力。在官场中，诸如某一地区或某一系统的“一把手”，要形成自己的决策机构，就需要借助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班子”。通过这一“小班子”起草文件，释放、征求意见，从而达到大领导架空“集体决策”的目的。在“小班子”里，秘书常常担负重要角色。久而久之，领导需要什么决策，什么文件应该递给领导等事宜，秘书可谓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正是基于这一情况，领导大秘也就被俗称为“二号首长”。
但正如之前所谈到的，“二号首长”权力失控，给出的诊治方案不该仅仅针对“二号首长”。因为没有“一号首长”的过度集权，就没有“二号首长”的权力失控问题。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秘书腐败案件频出，就将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监督“一号首长”以外。实际上，但凡在领导身边有影响力的人，既包括他们的秘书，也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同学，都拥有富于弹性的“隐权力”。如果将秘书腐败看成一个独立问题，那么家庭、朋友的介入是否也应该单独成题呢?
很显然，监督公权力的重心不在于规范领导秘书，更不在于规范领导家人，而在于如何规训领导权力本身。将领导的权力清单列出，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开透明体系，顺利引入外界的监督，便可以预见，在一号首长权力被有效监督的前提下，二号首长的腐败问题也将不成为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