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列举的数字，容或有重复之处，也有的武器虽已定购，至战争结束时尚未运到，但相当一批枪炮在战争中装备了前线部队则是无容置疑的。如北洋所购之枪，就大批陆续运到。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留于南洋者，拨给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朱洪章等部各1000枝，这些部队也都是要开赴北方作战的。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南洋大臣刘坤一截止1894年10月，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解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澂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如山西部队程之伟部，由北洋拨给毛瑟枪和十三响洋枪各300枝，并拟再拨300枝。陕西部队原来没有后膛枪，“各营平日操练皆用前膛洋枪及土枪，万难应敌”，后由刘坤一协济林明敦枪1000枝，装备北上援军。张之洞派出北上参战的吴元恺部，“有过山炮三十二尊，克虏伯新式快炮十二尊，连珠黎意快枪千枝，弹百万，军火可为关外诸军之冠”。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大为改善，如陈湜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此外，关于清军的装备，还有几点应作具体分析：
其一，某些将领对所部装备不足的奏报，往往夸大其词。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屡次奏称部队装备不足，请造拾枪应用。事实上，他出省作战时共带马步军3000人，携带快枪3800余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署理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步毛瑟枪5000枝，马毛瑟500枝，哈乞开斯枪200枝，来福枪300枝，共6000枝。到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拨出格鲁森快炮、过山钢炮、开花铜炮各4尊，嘎尔萨炮2尊，龙炮1尊，子母炮7尊，常胜炮150尊，单响毛瑟枪5000枝，10响毛瑟2050枝，哈乞开斯991枝，马毛瑟1933枝，来福枪300枝，太来枪660枝，后膛马枪250枝，抬枪80枝。其中有少数拨给了其他部队，有些武器也比较落后，但大部分是进口枪械。依克唐阿所部后扩充至万余人，这么多枪炮，怎么能说装备不足?依克唐阿的奏报，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作战不力，另外也与其部队在战场上大量遗弃和损坏武器有关，关于这一点，还要在下文述及。其二，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也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即以山东为例，其陆军确实装备比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地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由于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三，前文已指出，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部队的装备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即使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在70-80年代，装备了近代枪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