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意义”上，谦虚已经变成了一种控制权力或思想阉割术，以至于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隐含着德性的缺憾——要对象谦虚，最主要成分就是嫉妒。比如说，“连中国话都说不顺，还学什么外语”这样的说法，表面是基于对本国语言的虔敬，甚至表现出较为一般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其人性本质上却是对学外语者(或许学习者有更开放的思想)的嫉妒。
嫉妒，伪装成一种道德律令，要求别人谦虚。耶稣与路德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专制成为文化的内含之后，谦虚作为不自觉的恶德，为人性最普遍缺憾——嫉妒穿上了善良的外衣。由是，泛滥的教条比人们排泄五谷之气还要方便。比如说，一个人要从事或者已经从事通俗历史写作，就有人提出一个“是否读过二十四史”的模糊标准，进而影射你没资格在权威的历史诠释系统之外，独行一门。更具体而言，对于所谓的历史定案，你不能翻动，即便你只是通过历史资料考证(纸面考古)说“秦桧有点冤”，他就攻击你为秦桧“平反”或“翻案”。等而下之，有为汪精卫、陈公博平反或翻案的嫌疑。
就“平反”与“翻案”这两个概念而言，他也是极权主义政治逻辑的孽种。一种以消灭人性的谦虚之态，来等待“圣”的恩赐。不过，嫉妒往往会使一个人作出不合逻辑的举措，包括说(写)出不合逻辑的话语。比如，涉及我的过来着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其中有还原历史上的秦桧章节。有人就攻击这是为汉奸平反，但这些人又有历史条件之说。后半句的意思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特定的事件，比如岳飞的所谓愚忠(对应于秦桧的奸狡)是有益于历史进步的。问题来了：第一，我正是还原了特定历史条件，才还原了秦桧与岳飞各自基本真实的状况;第二，正是岳飞的不谦虚，才与皇帝的“圣”权威发生冲突。
不管岳飞是真忠还是最终否定现任皇帝合法性而使用政治策略，他都是不谦虚的，以至于最后写下“天日昭昭”来抗议。岳飞的不谦虚，是因为他把高于皇权的民众利益作为自己终极扞卫目标。他的问题一点不复杂，如同现代雷人语之记者为谁说话那样的背后含义。岳飞假定作为记者，一定是为人民说话，尽管在我看来岳飞比较愚蠢。如果一定做平面历史比较，愚蠢的岳飞总是比精明的雷锋可敬!
不再继续讨论这个涉及平反的个案。但是，我们应当从人类最一般的利益观念来看待问题，结论是：不谦虚，作为美德往往在最关键时刻，扞卫了集体利益，比如我现在生活这块土地(以沧州为全域)曾出现过马本斋，正是他的不谦虚或许是不自量力，才能奋起抗击敌寇，否者，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日本人统治着——也可能是汪精卫与陈公博留下题词并被人膜拜的地方;谦虚，“现代意义”下的谦虚，正是无数扭曲人格的反映，因为它是嫉妒的副产品。正是到处都是被嫉妒包装的谦虚盛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主要是大陆)才严重缺乏创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