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卡尔·波兰尼把自由分为“好的自由”与“不好的自由”那样，我把谦虚也分成“美德的谦虚”与“恶德的谦虚”。当然，对于有些学者如大卫·哈维引用波兰尼的观点来批判新自由主义，从学理上的成立与否，我还持怀疑态度。
谦虚在中国的春秋以前，还是一种美德，但是，从孔夫子因着无法应对而利用公权力除掉学术对手少正卯之后，谦虚就变成了一种专横。
专横不可能成为美德!
在春秋时代及以前一个大幅度历史内，作为政治道德指南的卜筮系统告诫人们“鸣谦，贞吉”。就是说，谦虚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是鼓励争鸣的，争鸣可以导致积极的后果。可惜的是，儒教消去了这一道德诫命，而把真理裁决权交给了世俗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就成了“圣人”，圣人在知性与德性上具有双重的完备性。这只是一种假定!
其实，在西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到路德挑战教皇权力之前，谦虚作为一种恶德，即神性压抑人性、教权高于政权，是西方社会的政治伦理之常态。反过来看，正是耶稣与路德的不谦虚，才导致了西方历史两次飞跃性进步。
耶稣对束缚他的宗教(犹太教)一点也不谦虚，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的父，就是上帝，犹太教中的最高神耶和华。这种挑战，或曰不谦虚，使耶稣丢掉了性命，并且这个新的教派在罗马帝国遭受了三百多年的迫害。但是，基督教带给西方的探索精神与世俗的创造是人类整个文明的一大奇迹。后者，就是世俗创造在财富方面或曰经济制度的形成，被马克斯·韦伯所总结，是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在探索精神方面，还少有人关注。在我看来，这至少是西方科学领先的一个原因。如果人对地球之外，也就通常所说的天(宗教意义上的“神的驻地”)，持有一种十分虔敬的态度，那么就不会去踏入神的驻地。西方的科学精神否定了这种虔敬，也即扬弃压抑人性的所谓谦虚。
最有政治分析意义的是路德对教皇权力的挑战。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西方文明史的标志性事件，我没必要多说它的细节。而路德最不谦虚的表现是打破了以往的成规，他宣称：教皇及教廷不能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套用现代中国流行的造神之术，是为“走下神坛”，就是教皇从半神半人的状态回归到平常的人。多说的是，中国版“走下神坛”实际上一种新的造神运动。
不谦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打破一个既定的规范。但是，它至少要求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不苟且于权威与既定规范。不谦虚，不是嚣张，而是对一种发现的坦荡公布，或者对一种新范式的追求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