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走乡串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段苏权发现，老挝经济还很落后，生产还维持着刀耕火种的水平，民主改革也没有展开，广大群众依然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剥削。有些地方的农民，一年要为贡滥主无偿服劳役七八个月，同时交纳沉重的贡赋。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可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一天，凯山约见了段苏权。凯山真心把工作组当成自己的师傅，段苏权把谈话称作“学习”。鉴于老挝和越南的特殊关系，段苏权在老挝轻易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只讲中国当年是如何做的。凯山向段苏权请教的是“如何发动群众和补充兵源”，段苏权引用中国革命的事例解答和说明，让凯山非常满意，他表示要和工作组共同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升级，美国对老挝解放区的轰炸日益频繁。中国工作组居住的茅草屋成为临时招待所，工作人员只是偶尔去一下，防空洞成为了工作组的常住地。段苏权在老挝住的岩洞，被称为“老段府”。为了避免轰炸，越南驻老挝顾问团、凯山总书记和苏发努冯亲王也住进了防空洞。
1965年10月4日，凯山率领老挝人民党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段苏权陪同访问。当天下午，中老两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正式会谈，中方邓小平、康生等参与会谈。凯山向邓小平请教什么叫歼灭战，邓小平说：“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邓小平指着段苏权说：“他是打过多次仗的人，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是个将军。现在没资格当将军了，因为没有军衔了。他现在的官衔只能是组长。”196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凯山，段苏权作陪。凯山告诉毛泽东：“我们学习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段苏权同志的工作组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毛泽东问段苏权：“段苏权，你在平北工作过吧?”“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接见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使节。毛泽东对段苏权说：“苏权同志也认识么，你是大青山的吧?”段苏权起身回答说：“主席，我是平北。”毛泽东回忆说：“噢，是聂帅领导的。抗日战争，晋察冀的工作搞得好。”毛泽东告诫凯山：“你们一定要争取群众。不争取群众，群众不站在你们这边，敌人的武装就不易消灭，你们就无法站住脚。”毛泽东最后说：“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尽管毛泽东表示大力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但是由于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作组的处境日益艰难。1964年，中国工作组派出调查小组到老挝农村地区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一年后，经过民主改革的试点，中国工作组认为老挝民主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应该废除“贡滥制”，推翻“贡滥主”。1966年5月16日，凯山来到老挝民主改革试验地桑怒省香农县，听取了中方关于土地改革的意见。听完后，越南顾问大吼说：“香农没有什么阶级呢!”凯山问：“中国云南与香农相似，你们按照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中国同志讲：“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凯山听到这里沉默了，尔后赴河内同越南方面商议。11月4日，凯山从河内回到老挝，同中国工作组会谈，内容是香农废除贡滥制问题。凯山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只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但不杀人;会后再同地主协商谈判，让他留足土地，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放弃剥削特权。这个决定既吸收了中国同志的意见，也听从了越方的主张，而且主要倾向于越方意见。中国工作组看到，中越的分歧正在日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