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观念上来说，西班牙现在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摩尔人的宽大足以刺激民族精神的发扬。格拉纳达投降后有一件事可以表现出来：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被允许有两种选择，接受基督教洗礼或流亡他国。结果有许多犹太人自愿离去。
由于民族精神的胜利，又造成了不能容忍的态度。不仅要一个上帝，一个王室，而且还要一个种族。若非奥斯曼的威胁使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象着魔一样，以及在被征服之后许多摩尔人撤回摩洛哥又使海盗的侵扰大为滋长，那么迫害异教徒的行为也许会有所限制。实际上，因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劫掠和捕奴事件日益增加，所以西班牙人更感到难以容忍。如贝特南德指出的：不管已经征服和未被征服，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总是一个经常的威胁。只要有他们存在，那么这个含有未被消化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半岛，最后就只能算一个“过渡”地区，好比如今的近东诸国一样。这是一种杂交国家，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民族性。这种国家只能作为被侵略或榨取的对象，没有本位的艺术、思想和文明，所以根绝摩尔人的运动尽管很残酷，但却无可避免，因为这是代表西班牙民族在灵魂、种族和血统上的要求。
马基雅维里是同一时代的人(一四六七--一五二七年)，他尊称斐迪南为“新王”，认为格拉纳达的攻占是其帝业基础。但从战争中产生了更大的后果，这比其权力的巩固更重要。如梅里曼所指出，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方面，这是一个战争学校，欧洲最优秀的陆军就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政治方面，自从圣城被征服以来，欧洲人民再没听过比格拉纳达被攻占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正如普里斯科特所说：格拉纳达的陷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激发了普遍感情，他们认为这对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的沦陷要算是个反击。
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当西班牙变成统一国家并置身欧洲强国之林的同一年--一四九二年--在伊莎贝拉的爱护和支援下，哥伦布(一四五一--一五○六年)为西班牙发现了新世界。
自从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以来，西方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两者更不是偶然的巧合，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达到成长阶段时，往往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要了解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本--新世界的发现--关键必须从隐藏在格拉纳达征服战后面的思想中去寻找。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开始，也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