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以后，本来就存在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的争论，军委和前委是否重叠，是否需要保留军委等不同意见，恰巧这时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后称“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信更加大了原有的分歧，并引发了新的矛盾，使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更有了口实。
这时，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
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了解红军的现状和历史，照搬苏军的一套。
在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上竟作出红四军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的决定。
在湖雷召开的一次前委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意见：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
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必不可少的程序。
他们认为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等。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
赣南、闽西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有了前委又设军委而造成机构重叠，硬要成立军委是向前委分权。
部队打下白砂后，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是否成立军委继续进行讨论，结果军一级设立军委的意见被否决，临时军委一并撤销。
这样，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一职不复存在，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接替。
军内党内的不同意见弄得毛泽东很是为难，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于是愤而提出辞职，陈毅不得已担任了代理前委书记。
这一次，陈毅是在完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代理前委书记的。
同样，在后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掉毛泽东而自己被选为前委书记更缺乏思想准备。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五十人。
大会是发扬民主的，发言是踊跃的，敢对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
但有些意见未必冷静，未必经过深思熟虑。
所以与会者情绪一度紧张而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