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个积弱积贫国家的首领——蒋介石正在从南昌赶回南京的途中。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并为此调集23个师加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6月21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按照蒋介石及其顾问的计划，他们准备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先击破红军主力，再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停住他江西的“剿匪”步伐，转而投向这场外患当中。
但当时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两位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仍坚持指出一心一德的前提还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这一天，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一直忙于长江水患的“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朱庆澜在9月20日当天，代表全国5000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苦”。
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中还记有，“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忧心忡忡的他一方面不得不考虑放缓剿共步伐，另一方面也想到与广东政权的“团结”。在20日形成思路以后，他第二天回到南京后就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的意见，并要求“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意见。此后蒋与广东进行了多次协商，一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要求退让，甚至最后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完成与粤方的和解。“安内”之策的暂缓虽然没有最后促成蒋对日抗战，但促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步调一致，在中国的努力下，国联终于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军。
这一天，日方的一项军事行动在秘密策划中。一天前，日本驻朝鲜部队已计划向在东北的关东军增援，但由于内阁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不得不在新义州待命。20日晚上8点30分，驻朝部队给陆军中央部发了电报，建议部队移动不必等政府敕命，那样会导致事态更加严重，“为使之成为地方性问题，我们仍认为以采取独断出兵之方式为妥。务希酌情给我部命部分兵力独断越境之余地”。而在这天上午，实际上陆军首脑在参谋本部开会时已经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军部希望在此时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倘政府万一不同意军部该方案，政府因此而倒台也毫不在意。”
于是，新义州的日本军队向东北开始增援的同时，8点30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土肥、板垣、石原和片仓召集到沈阳馆一号开会，要求确立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土肥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但后来根据板垣等人的意见，形成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这个方案是要“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而他们计划中的“新政权”，不但国防、外交以委托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