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声中的张学良
东北一夜失守，张学良成了最大的罪人。虽然原定在9月20日这天出院，但这天晚上，张学良仍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再次会见了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没多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30岁的张学良就一反平素表现出来的任意和冲动，反而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所以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他接受;但说他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九一八”当天，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1/10的兵力拿下北大营，后来很多人为此痛惜不已，认为“尚可一战”。但平心而论，彼时的东北军仍保留浓重旧式军阀特色，所以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原因之一。“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这一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在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对沈阳沦陷的哀悼。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一天显然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一方面要收集来自张学良和其他各方的战事消息，并向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和国内外通报，同时又继续召开自9月19日就已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在这次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电海牙国际法庭王宠惠和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林森委员，向他们报告了中常委的会议结果，表示要一心一德，抗敌御侮，并要这两位驻外代表“善为宣传，俾国际间了然于日本之横暴”。同时，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利。
已从最初的忙乱中恢复过来的行政院在这一天正式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淞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公署发了密电，通告了“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势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电文中提到，“顷驻京日使馆员奉日政府令来外部面称：日政府认沈阳冲突为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在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