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马之盟的两个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汉帝国对功臣诸侯们的厚待既是对其过去功劳的报酬，又是实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基础，后者则是刘邦白马之盟的最终目的。
白马之盟由此而成为汉帝国(包括东汉)的尚方宝剑，任何对汉帝国有想法的人都要在这柄剑下思量再三。不久，这柄剑就发挥了作用。刘邦死后，吕后想要封她的亲戚为王，丞相王陵立即跳了出来，高声叫喊，并指责陈平与周勃，“你们难道忘了当初与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吗?现在高帝死了，吕后想要违反高帝之盟，你们却不制止，他日在阴间，你们有何面目见高帝?”
虽然吕后的提案最终还是强行通过，但王陵的这一态度至关重要，有了王陵的这一态度，分封诸吕的行为就永远是违法的。这样的前提就为将来诛灭诸吕奠定了现实基础。
吕后自然知道白马誓词的重要，就在临终前，她对自己已经被封为王的两个亲戚说：“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快要死了，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事情果然如她所料，当周勃在军营振臂一呼，吕氏瞬间土崩瓦解。
许多年后，汉景帝的王皇后唆使景帝封自己的哥哥为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又把白马之盟拿出来，汉景帝只好作罢。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大臣们乞灵于刘邦的白马之盟，又把阴阳五行之说拿出来，最终迫使极不安分的外戚大将军、大司马王凤辞职。由此看来，白马之盟的誓词简直就是一道维护刘氏政权的护身符。
到了东汉，白马之盟依旧发挥作用，章帝时，皇帝几次要封皇太后的兄弟为侯，这位老太后都以白马之盟而婉言谢绝。安帝时，朝阳侯刘护的从兄刘环因娶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而袭刘护爵位。当时的大臣杨震上疏道：“我听说高祖与大臣有白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刘环无功，怎可得爵位?!”灵帝一朝，皇帝滥封宦官，大臣吕强上疏陈词，其所依据的仍旧是刘邦与群臣的白马之盟。
事实上，白马之盟的作用不仅仅如此，就在王莽托古改制，想要建立“王朝”时，被他逼疯了的农民和豪强地主们都以“汉后”之名起兵。这些人之所以这么齐心，与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最强大的造反大军绿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立刘氏以从人望”，找了个饭桶刘玄做皇帝。而当有人建议刘玄效仿当初刘邦大封诸侯时，饭桶皇帝居然说道：“当初高祖说，非刘氏不王。”
我们说，刘邦并不是神，也不是预言家。他与大臣们杀白马而盟，极大的原因是以秦亡的历史为借鉴，以异姓诸侯王的基本被剪灭为前提和以一批功勋卓著的布衣将相功臣为基础，这也就是刘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为伟大的人物)为巩固刘氏统治采取的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措施。这也正是他最后那道遗嘱能让汉朝江山姓刘的最根本原因。
蹩脚的一幕
一个王朝往往要借鉴前朝的政治得失，汉朝自然不例外。刘邦在废掉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王。同时，他又实行秦朝的郡县制。可以说，西汉是一个实行“郡”、“国”并存政治制度的王朝。这主要缘于刘邦对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都有皇族成员，陈胜、吴广就不可能成功地起义。所以，刘邦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则恢复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同时规定，封国与县互不干涉，封国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军权。名义上，它和县一样都归中央政府领导。但他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到了景帝时，大臣晁错就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后元三年(前141年)，这一主张终于导致了汉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国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