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在军事上我们失败了，国民党方面兴高采烈，他们编造了一个新四军想“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莫须有罪名，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和力量，以为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存在了。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却给我们以独行其是的自由，一个由共产党方面任命的新军部马上成立了。这个新成立的新四军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属于国民党的哪个战区的序列，更不需要国民党来发饷弹;而且一下子就由国民党承认的4个支队扩大为7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广阔天地可以自由驰骋，并建立了从苏北到皖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我离开延安来新四军之前，李富春曾经找过我，要我作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们二人都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也就没能完全清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也无权将他们拉在一起仲裁。
但是，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1938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同年年底游击队正式成立，他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了叶挺的任命。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挺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周与项的关系看来很好。周恩来作报告时，项安排速记员记下，周看了很满意，临走时还要走了两名女速记员。周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要去重庆，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的8月17日才回到皖南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