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1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才提出一个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国民党方面又发出个“齐电”，向中共方面进行政治上的反扑。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当时我们若是再有一个反驳电就好了，既然国民党强词夺理地“驳斥”我们，我们就应该说话。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设法争取北移的较为有利时机。既然我们答应撤出江南，就应该有个具体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以保证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国民党方面限定的一个月。
新四军的皖南部队有限，要大力发展江北就顾不上皖南。中共中央是否原来就打算丢掉皖南?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发出“皓电”，延安方面是否要主动让出?即使要军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过敌顽控制的地区，采取正常行军办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准备工作非半个月不可，光是运输各种资材和文书的担子就有1300副，要准备多长的时间?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从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苏南，一千多副担子，绝大部散失了;绝大多数人员是搞到“良民证”，通过敌占城市走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的薛暮桥，在苏南被迫隐蔽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通过敌占的镇江，上了火车到上海，再由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苏北去的。当时在敌伪加紧“扫荡”、配合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形势下，要使大的武装部队安全通过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当然是捷径，但没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实，部队渡江去皖北已经决定了，并作了充分准备，中央也同意了采取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苏北曹甸战斗后，国民党方面取消了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路线，重庆和南京都广播了我们北移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无非是叫日本人来打新四军;二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电说，广西军队在皖北沿江布防，准备拦击，当心啊!项英的决心便动摇了，于是又改道苏南北移。行动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来电报说：你们先不要走，我们送8个人来(这8个人为：萧正纲、苏辛涛、黄迪菲、张忠诚、张云、何永雄、伍国财、蒋策平。他们连同驻桂林办事处疏散人员共30余人，于1940年12月27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关于重庆疏散干部到皖南的情况，可问一下当时在重庆的同志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