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出去侦察过的。其实，北移不是哪条路线问题，到了那时，走哪条路线都免不了要战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哪里有大批的部队通过敌、顽严密封锁地区，行动既已公开，而又不受损失之例?当然，事件的本身项英是有错误的，但也要从皖南新四军部队当时所处情况来通盘考虑，它毕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在北移路线问题上，我看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
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川军送来情报，说是国民党军又从浙江调来一个师，我送给项英看，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那个师在抗日前线，不大可能放弃阵地撤下来。我又告诉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后已经很晚了。其实，决心大，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们早到一两天，有些工事看来才挖不久。包围圈合拢了，又是山岭地，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们出发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桥也断了，耽误了时间，你说这是什么错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即使能够突破重围到达苏南，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如何越过铁路、公路、水网地带的重重封锁线;如何挫败敌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如何渡过宽阔的长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介石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本来就众寡悬殊，我们只考虑以仅有的6个团兵力对付其1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师)，而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突围如不能速战速决，对方增援部队就会迅速赶到，更增加了突围的困难。我们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讯联络差，也就谈不上协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于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部队也难以迅速展开。我并不是说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说客观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