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9日，因为恶劣天气耽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国民政府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接收舰队“太平”舰、“中业”舰驶出广州榆林港，开赴南沙群岛。此前，西沙接收舰队“中建”及“永兴”两舰已经在西沙永兴岛顺利登岛，完成接收。
两支舰队的此次航程，成为近代中国宣誓、确认南海主权的关键环节。
与舰队同行的，还包括内政部方域司和广东省接收人员。尤其是内政部方域司，完成了南海诸岛的实地测量工作。接收之后，绘制了官方南图，完成了南海诸岛最新命名，并在地图上划定11条段线，圈定了中国的南海主权范围。
1946-1947年间，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动作确认主权，“永固南疆”。但随着国、共内战升级，以及周边民族国家的兴起，上述段线愈显脆弱，无力守护疆土。
时至今日， 周边国家甚至两岸内部围绕段线的实质、法律地位等争议不断，段线的本来面目也越发模糊不清，但这一珍贵遗产依然是中国南海主权主张的关键环节。
被遗忘的方域司今天，关于南海划界的历史描述，官方媒体和民间最常见的说法，多笼统归功于爱国将领林遵1946年率领的那支袖珍舰队接收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但划定海上疆域这项工作，真正的主角是内政部的方域司。
而此次随舰队参与划界的方域司人员为郑资约和曹熙孟。郑资约为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由中央政府调借，带领4位学生赴内政部任职。郑本人被委任为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员。
1946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成立方域司，着名地理学家傅角今任方域司司长。当时方域司面对的划界问题，其艰巨难以想象，因为中国当时还完全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疆域图， 边界地区存在大量模糊地带，甚至是没有人真正踏足的地带。而相比陆上疆域巨大待填补的空白，在当时毫无海权意识的国人看来，南海无疑是极不重要的。
虽然方域司只派出2人，但仍显出超越当时眼光的高度重视，甚至算得上精英尽出。据郑资约之子，70高龄的郑仿健先生回忆，郑资约与傅角今是北师大的同系同学。曹熙孟或为郑资约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
除了内政部郑、曹两位代表，随舰队前往勘察的代表还有空军总部的蒋孝棠、仲景元，联勤总部代表戴蕃顼，广州行辕代表李恩荪，海军海道测量局代表刘天民等共计七员，规定均驻宿“中业”舰。
“中业”舰舰长李敦谦后官至海军中将副总司令。李敦谦回忆文章称，当年他在南京总部由各部门打听并请教一些前辈们的意见，才知道南海接收案之来由，“是因政府情报得知南沙群岛自日军撤走以后，现为所占据，特令海军从速派舰前往收复进驻。”
海军上校林遵受令指挥“中业”与“太平”两舰之间的行动协调。林遵曾就读烟台海军学校、皇家海军学院，并在接受潜艇训练。
1934年回国在中华民国海军服务。二次大战后先被派往，任中国使馆副官，后受派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驻守长江水域。林遵后来一直被大陆方面宣传为收复南海的第一功臣。
1946年12月15日， 太平岛上全体文武接收官员，齐聚在太平岛西端国疆石碑旁，举行升旗典礼仪式，“太平”舰在海面鸣炮，庆祝国土收复，并拍照留念。(石碑上所刻记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乃指南沙舰队登上太平岛的时间)。
太平岛收复后，“中业”舰、“太平”舰分别驶向南西沙群岛巡视各个岛屿。并在各岛屿派驻留守士兵和充足军火，以防备日后外国船舰的强势登陆。
南海收复行动被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将军以“艰险定疆”四字命名，“举凡登陆勘查测图建碑诸任务一一完成，从此山河永固并寿南天。”由于内政部等各部门人员完成了考察勘测工作，此后国民政府的制图、划界等工作进入集中爆发期。
郑资约回到内陆后，即与内政部方域司同仁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图，并向行政院呈请核准颁布一系列的地图。其中包括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等以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1947年4月14日下午2点，内政部会议室召开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会议。这次会议为此后的中国南海主权确定了基调和范围。会议主席傅角今，出席人员包括国防部马定波，外交部陈泽湘，海军总司令部林遵、丁其璋，以及内政部的王政诗。根据会议记录，讨论结果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