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钱学森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国的军工形势有几个特点：一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急需拿出能顶用、有威慑的武器。二是国民经济落后，国家财政非常吃紧，投入少见效快是对的。我们的科技更落后，从技术上讲，先易后难也是不错的。三是飞机的复杂程度要超过导弹，配套难度更大，因而见效周期要比导弹长，特别是对飞机的投资要明显高于导弹，先导弹后飞机，是对的，但不能只导弹无飞机。四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钱学森同志作为火箭专家和导弹研究院的领导，积极为导弹争取资源加快发展，也可理解。
同时，我们从中也要获取一些必要的教益。
1、如何对待一些专家特别是著名专家与技术权威的意见，钱学森为我国国防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的学术和领导职务无数，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观点，但这仍不能代表他在其他领域同样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2、要努力加快建设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徐昌裕谈到我国航空科研时曾讲：“中国的造船有历史上李鸿章的江南造船厂作为班底，航天工业有钱学森等一班人。航空工业就没有把徐舜寿、黄志千等一批专家集中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历史上国家对航空工业作出很多重大决策，其中一些决策就没有或认真听取航空工业专家的意见，以致后来酿成不理想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的建设，在关键时刻能从专家角度反映出航空工业的本质性意见。
3、要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1995年，航空情报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王道荫曾接受《中国航空报》采访，当时提出一个严肃问题：“警惕要导弹不要飞机旧调重弹”。他讲道：“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飞机、坦克、航母这些工业时代有代表性的作战武器，可能会失去重要作用，取而代之的信息时代的高毁伤力、远射程的精确制导武器。”“新形势下有人重弹要导弹不要飞机的旧调，会直接威胁航空工业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后，现代军事战争理论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别是美国提出的空天一体化等战争理论，是我们必须应对和研究的新课题，这其中，也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了的飞机与导弹或其他类似的争论，我们要认真做相应的研究工作。所幸，林左鸣董事长提出要求并已在中航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展开了新战法的研究，从历史角度看，这是很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