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实质上看，大妈们所以热衷广场舞，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批人没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更不用说人文教育和美学教育了，也没有传统道德的束缚，也没有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在她们人生观观形成时期，接触到的都是战斗，革命，破坏，蔑视他人，自我膨胀这一类概念，所以在大跳广场舞的时候，扰民，矛盾，就层出不穷了。 这就是大妈广场舞背后的原因。一般而言，普世幸福观就是以普世价值观作为核心理念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自由、平等、理想，是普世幸福观最基本且连环递进的三要素。没有自由，平等就是空谈;没有平等，理想就是拼爹;没有理想，人的创造潜能就必遭扼杀;当人性潜能都得不到释放，就不可能“更好地活出自我”，幸福何在?因此，我自由、我选择、我成功、我幸福，这就是普世幸福观的幸福逻辑。这也是世界其他各国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国民幸福水平的原因。
而中国大妈们的广场舞，本质上是城市里那些先富起来或有保障养老金的半老徐娘炫耀自己幸福的卖骚秀，自己在“自由”地炫耀幸福时，还得强迫周围邻居和匆匆路人非常不自由地消受她们的“自由”。“自由”完全属于她们自己，压根就没有平等意识，把“不平等”抛给他人，把“幸福”留给自己。她们根本不会去想，像她们同样年龄段的妇女还有庞大群体在为生存、养老、看病、教育、住房等浴血挣扎，还有一批在上访，还有一批在黑监狱，还有一批在失独，还有一批在抗强拆……，她们更不会想这些社会之恶将会降临在她们身上或她们子孙后代身上。因为她们现在活得很好，她们在庆幸自己比那些受苦受难的群体幸福。身体棒好，吃饭喷香，她们要更好地活下去。一言以蔽之，她们只想将自己在吃饱喝足后的炫耀发泄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头上，而不管人家是不是认同或接受她们这种意志。而这，正是文革爆发和推动的核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场大妈舞，是文革流毒至今不绝的最好证据。
在其它没有爆发过文革，保持这理性清明的国家，我们就看不到这种强权式的扰民“广场舞”——岂止没有广场舞?就连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将自己话语强行灌输给旁人的事也没有。比如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地铁里相当安静，日本地铁是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但不管车站内如何熙熙攘攘，行驶中的地铁车厢内都是很安静的。日本人规矩地坐着或者站着，面无表情、似看非看地望着窗外。即使熟人间也很少交谈，偶尔窃窃私语，也把声音压得很低。所有人都刻意保持着车厢内的安静，车厢内惟一可以自由响起的是报站的声音。日本人使用手机也习惯调成振动模式——原因是怕手机铃声影响到别人。地铁车厢里老、弱、病、孕、残的专座上方，也贴有明显标志，提醒坐在上述专座旁的乘客要关闭手机，以免手机辐射影响到坐在这些专座上的人。在日本的大街上也很少能看见有人大声讲电话，医院里更是不允许在走廊里打电话。在宾馆大堂、机场等公共地方，日本人的表现和地铁车厢内差不多，这些地方也很安静。日本人即使在家中也尽量不制造出大的声音，不然很可能被投诉。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安静?即使在家里也不能为所欲为?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安静是别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自己没有资格和权力去剥夺人家这一享受!去年美国《侨报》曾报道，一位年约60岁的王女士领导的华人舞蹈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腰鼓时，因噪音扰民，遭到当地居民报警。王女士本想解释，却被警员强行上手铐，并被开出传票。警方列出她被控罪的理由是"在公共场所没理由制造噪声"。《侨报》认为，纽约警方在处理此事的方式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华人大妈们也需要检讨。特别是王女士的舞蹈队已非首次遭遇警方干涉，更应该“吃一堑长一智”，规范自己的娱乐行为、尊重他人的生活安宁。
也许，中国也只有在彻底清楚文革余毒，建立真正尊重他人权利的法治社会后，“广场大妈舞”这一将自己意志凌驾于他人头上的痼疾，才能真正销声匿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