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场大妈舞”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华灯初放，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在步行街、在街头小巷、在不同形式的大小广场，一群五十岁上下的大妈，或统一着装、或统一道具、正唯我欢快地伴随着《最炫民族风》《老婆最大》《伤不起》《荷塘月色》这些“神曲”，配上音质不高的音响在翩翩起舞。也许，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所谓“歌舞升平”?然而，在她们乐不可支兴高采烈的同时，旁人却怒气冲天忍无可忍——因她们太顾及自己的幸福欢乐，却将他人的宁静拆解得支离破碎。于是，不愿领教她们这音乐与舞蹈的人们群起而攻之，仅以去年为例，2013年4月，成都一小区几家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广场舞音乐困扰，一气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弹;2013年8月，北京昌平区，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声音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2013年10月，武汉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遭楼上业主泼粪……最新的一则消息则是温州市中区新国光商住广场上的居民不堪与他们一河之隔的松台广场上的“大妈舞”，而集资26万，购得原本是用来强声驱暴、灾害事件(地震、洪水等)指挥调度的高音炮大喇叭6台，以毒攻毒，对广场舞兴正隆的大妈反复播送：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虽然花销不菲，可居民都以为值，原因是：当初买房的时候，新国光商住广场比周边的住宅每平方米要贵四五千元，现在便宜三四千都很难卖。可见这“广场大妈舞”扰民之甚!
因为这种“广场大妈舞”风行全国，所以我们不妨探究这一普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岁数上看，现在五、六十多岁的广场大妈们，文革时期正是她们少年儿童时代，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此时期建立起来的崇敬与禁忌，将影响她们一生——可以断言：她们所以热衷“广场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们儿童少年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激情燃烧岁月”，或者说是对文革那种大轰大闹，在伟大领袖指引下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的火红时代的追忆。从形式上看，这种“广场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结合。文革期间，当局煽动基层老百姓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这种“他人”无论是“走资派”，还是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方式就是首先通过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大喇叭将各种充满政治恐吓与血腥口号的声音传遍整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从而彻底驱逐人们内心深处的宁静清明与理性判断，如此这般就能为所欲为唯我独尊。为了检阅这种驱逐的效果，于是大力提倡老百姓跳“忠字舞”。所谓“忠字舞”是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为了通俗简易又给予简化。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其实，这种舞蹈的最大功能还在于可以借此来大范围地检测老百姓对当局的忠诚度——就好象满清皇帝用是否留辫子来检测汉族对其统治的忠诚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