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收起历史伤痛，冷静梳理建国后重大党史事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理清党史上的是非，曾独创了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抓党史研究的范例，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梳理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过程，特别针对对党造成了巨大危害、当时又成为党内不稳定因素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总结，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个决议是在大范围的讨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修改，得到普遍共识包括原“左”倾阵营人物认可之后，方才通过的。
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左”祸泛滥，党内思想一度混乱，并响起一片以“非毛化”、“重评毛泽东”为代表的“重评建国以来党史”的呼声。为了再次统一思想，结束历史是非的论争，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效仿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基调由邓小平定下，同样经过了党内广泛讨论，中央领导成员反复修改后通过。有趣的是，两次“历史决议”都由中共党内有名的“一支笔”胡乔木执笔。
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对建国后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正式表述仍基本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准。但该决议对于建国以来党史的梳理和评价是从政治高度进行的，那些政治定论毕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探求党史的浓厚兴趣。而建国后党史中很多较为“敏感”，即负面东西偏多的历史事件，在研究中成为海外学者的热点，国内学者的难点，但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例如关于“大跃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何估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的称谓，国外有人直称为“大饥荒”)的人口死亡数字，曾经是“大跃进”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而后，很多学者不再纠缠于具体数字和究竟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的锥心追问，收藏起历史伤痛，开始更加冷静深入、全方位的研究，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心态史等角度“各个击破”。
历史事实清楚了，人们心中的评价自然客观。的确，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有学者根据水文气象和粮食统计资料进行研究，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确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持续的自然灾害，并非“风调雨顺”。从农村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大于决策错误;但从农村集中缺粮情况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是成立的。可见严重灾害会迫使人们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因此，天灾和决策失误纠缠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