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者们也能看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多不避讳早期所犯错误的自身因素，从而对党从力量弱小、毫无经验、理论幼稚到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的过程进行研究和总结。
三、去除重要党史人物身上不真实的“光环”和“污水”
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随着共产国际档案显示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真实情况逐步呈现，与之相关的陈独秀评价问题，也逐步向更加客观的方向转变。长期以来陈独秀在党史上都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形象出现，2002年修订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则认可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旗手，同时将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又改为“右倾错误”。
毛泽东更是党史人物研究的重头对象。关于他的思想和生平的研究的逐步深化，首先是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比如，长期以来党史上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上世纪80年代公布的遵义会议档案则显示，会上毛泽东只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确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军事上则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是其助手。因此很多学者研究认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遵义会议只是一个起点。相应的，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长达十年的张闻天的历史足迹也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毛泽东研究史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在“文革”前盛行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非毛化”思潮，社会上议论纷纷。此时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在他的坚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深远的政治眼光。后来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被确定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共十七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毛泽东思想则是该体系的奠基和前提。在最近关于“中国道路”的阐述中，毛泽东是对走到今天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做了最早的成功开拓的人，是他先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而后人们才能继之而开拓出“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因此在主流研究中虽然仍旧不采纳西方比较流行的“权力斗争”说，但也不讳言毛泽东的错误，将它们归于“探索中的曲折”、“开拓中的失误”、“应当总结的教训”之中。
再比如关于朱德的研究，这是一个平面人物逐渐立体化的过程。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德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但形象有些模糊。经过学者们潜心研究，还原了一个在政治、军事、思想上都具有突出才华，在多次中共重大事件和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真实的“总司令”形象。近年有人提出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提出的，毛泽东只起了宣传作用。这个观点引起网上的激烈争论，也是朱德研究得到深化的一个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