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普遍更加重视严格的原始资料研究。如李玉贞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本和英文本进行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后，提出它们极有可能并没有在会上通过，而仅仅是供讨论的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材料。
再比如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都缺席了一大呢?有人研究指出，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认为党在1920年已经成立了，开会只是马林张罗的一个共产国际看重的仪式，加上事务繁忙就不去了。如北京小组接到会议通知后，认为是小事一桩，相互谦让一番后，由两位北大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赴会。总之，当年党的创建者们似乎都没有预见到一大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一大的研究越深入，越发现它的真实情况远远不如想象中的神圣，比现在规模庞大的全国党代会差得太远。这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扫兴，但人们由此可以去深刻体会一个后来十分显赫的大党的草创时期的复杂和艰辛。
二、翻开尘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档案，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由列宁创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机构，与各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中共党史研究中长期对此重视不足，尤其在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除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是打着“共产国际路线”旗号搞宗派统治外，对其他“错误路线”的批判都不怎么提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的作用，建国后周恩来曾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是指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间是指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王明、博古负责时期。抗战时期好理解，当时共产国际已经快解散了，不再直接向中共发指示，基本尊重中国党自行处理本党事务。但大革命时期情况就复杂了。长期的主流观点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结果，由此还得出“知识分子立场软弱”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宣布，以后长期沿袭的。
多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大量相关档案陆续公布于众，大革命历史的书写才得到应有的调整。多位学者潜心梳理史料后发现，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服从于苏俄国家利益和革命实用原则，选择了扶助国民党的对华策略，强迫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工作，不允许共产党谋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甚至联共(布)顾问鲍罗廷公然向他们提出：在现今的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就是要甘于给国民党“做苦力”，至于“当主人”则还在看不见的将来。
陈独秀本是中国思想界精神领袖，一直宣称“要独立自主地干”，岂能忍受处处受制于他人?于是他又是与鲍罗廷争执，又是与党内同志开会讨论，又是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申诉，甚至要求撤换鲍罗廷，但最后总是困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听从鲍罗廷的主张。大革命后期所谓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包括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在里面起着关键作用。等到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实力在握，与共产党决裂的企图已如黑云压城的时候，共产国际才发出让共产党予以坚决抵抗的训令，可惜为时已晚。所以这一头的“好”，经过大量学者的文献研究，发现要打很多折扣。
大革命失败明白无疑地显示了共产国际对华策略的严重失误，但共产国际却把一切罪责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特别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身上，说是因为他违犯了共产国际训令的结果。这就与联共党史有点关联了。当年斯大林一心扶助土耳其的基马尔民主力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不料基马尔革命成功、建立政权之后立马调转枪口反共反苏，使苏俄的一番努力血本无归。但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个惨痛教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不顾托洛茨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又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物质和军事援助，结果又一次惨败。斯大林顿时遭到党内反对派的严厉指责，要求他为此承担责任。斯大林急于摆脱困境，维护个人和共产国际权威，不惜把中国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出来作为替罪羊。
近些年的研究还表明，正是由于想尽快让中国革命再次轰轰烈烈搞起来，好让人们忘了大革命失败这一幕，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转向农村土地革命时，仿佛抓了一副“虎狼药”，一个急转弯，导致中国共产党一反大革命时期的“右”，“左”倾错误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左”，最后差一点把中国共产党葬送在长征的崇山峻岭中。这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中间差”的严重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