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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遗言炮制者:因遗言被带走调查

2014-06-07 15:04:46 点击: 来源: 网络转载 反馈
导读: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出狱后,对安眠药产生了依赖

  谁也没有料到,在北京被关押期间,李君旭对安眠药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始终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他。1978年下半年,李君旭因喜欢在晚上写作、聊天,渐渐出现失眠,开始服用安眠酮。服用几分钟,李君旭即感到心情愉快,全身舒服,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并感到在工作、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此时迎刃而解。这样的感觉大约持续20分钟后,便昏昏睡去。第二天起床后,李君旭感到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工作时自感效力很高。此现象一直持续了三年,即到了1981年,这期间李君旭对服药的愿望并非甚迫切,一般是每周服2-3次,每次1-2片。6年前,李君旭到厂管理部门工作,整日起草文件、写报道,感到适应不了,开始增大安眠酮的剂量,几乎天天晚上3-4片……

  后来,他调到浙江日报,工作压力更大了,同时他对药物的依赖更强烈了。有几次,同事们发现他说话、打电话时,口吃或语音含混不清,走路摇摇晃晃,还常常摔倒,以为他是工作太辛苦了。

  1984年12月,报社领导将他送到医院进行诊治,误以为他是得了“低血糖”。到了1987年,李君旭调到《东方青年》杂志社任总编辑时,药量已增加到一日一次,每次2-4片了。

  许多人由于缺少医药学方面的知识,便在他的要求下,想方设法为他搞安眠酮。有一位编辑在连续两次为他搞药后,吃惊地问:“这种药不好吃得太多的,你的‘吞吐’量真大!”他却笑笑说:“没关系的,我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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