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一点，杨震先生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案并非不正义，如果正义是指尊重财产权的话”，就再无任何论证。似乎只要是化公为私，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就都是“尊重财产权”，因而都是“正义”的。我国如今也的确有些人在鼓吹公共财产等于“无主物”，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别人不准质疑。我要说：正是这种说法(和做法)在败坏产权改革的声誉，而从反面为民粹主义大潮推波助澜。然而这世界上那么多承认私有制的国家，包括公认的私产保护最完善的西方各国，有哪一个承认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为“正义”，不准追究，否则就是不“尊重财产权”?相反，能够以宪政民主制度扞卫“群己权界”、约束权力禁止其化公为私的国家，不也正是那些能够禁止权力随意侵犯民间私产、真正“尊重财产权”的国家吗?从另一面看，能够不受制约地以右手“化公为(权贵之)私”(如杨震先生为之辩护者)的国家，不也正是最能以同样不受制约的左手“化(百姓之)私为公”(如吕新雨先生为之辩护者)的吗?
关于斯托雷平做法的具体不公正之处我们在书中已经说了许多，杨震对此并无质疑，我也就不再赘言。杨震为斯托雷平所做的全部辩解只是说改革十分迫切，已经迟了，斯托雷平是在亡羊补牢等。但是改革迫切不迫切和改革公正不公正是一回事吗?“迫切”的改革就没有公正与否之别?农村公社的桎梏需要解除，而且这种需要很迫切，这一点不仅是我，甚至就是列宁，如前所述他也是承认的。但是“分家”就只能“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而不能有另一种分法?甚至不能允许别人提出另一种分法?提了就镇压?杨震说1861年改革不彻底，留下后遗症，斯托雷平是在亡羊补牢。说的不错。但除了“不彻底”，1861年改革就没有不公正的问题?就不需要“亡羊补牢”?可是后来斯托雷平岂止没有亡羊补牢，他简直是在火上浇油。
换言之，“不公正的改革”在俄国并非自斯托雷平始，正如杨震自己也提到的，此前的1861年改革就有“权贵私有化”的问题。代表农民的劳动团议案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而杨震先生却斥之为“农民的保守与反改革”行为。他还煞有介事地问：“(斯托雷平)改革尚未实施，反改革的方案就已经抛出，改革引发农民不满的说法，在时间上如何成立?”然而，他自己就已经“在时间上”证明了1861年改革的不公正引发农民不满，导致劳动团议案，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不满，导致俄国最终走向革命。更何况，劳动团议案提出时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尚未实施”，但斯托雷平式的政府改革方案已经提出，劳动团议案既是针对1861年旧有的不公，也是针对这个新的不公平方案的，这怎么就不是“改革引发农民不满”呢?
